第1个回答 2010-05-03
呈现复杂多面的日本战后历史
——《拥抱战败》学术座谈会综述
叶 彤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和三联书店联合主办的《拥抱战败》（副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出版发行暨学术座谈会2008年11月28日在京举行。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历史学教授约翰•W.道尔撰写的《拥抱战败》这部厚重的日本战后社会史著作于1999年出版，问世当年获美国家图书奖非虚构类图书奖和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1800年以来亚洲历史杰出图书），翌年获普利策非虚构类作品奖和班克罗夫特奖（美外交领域最重要的学术奖）及美国图书馆学会著名图书奖。该书很快被翻译成日文，并在增加了大量历史照片后出版了日文增补版，在日本引起广泛关注。该书中文版2008年9月由三联书店出版，全书近70万字。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美国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文学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等单位的20余位学者参加了座谈会。
一
座谈会的讨论是从书名的含义和翻译开始的。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李薇指出，该书英文版出版不久，日本报纸就作了介绍，但当时把书名译做《接受失败》。一个经历过战败时期生活的日本汉学家也认为，不能把Embracing Defeat翻译成“拥抱战败”，只能翻译成“容纳战败”，因为日本人不是高高兴兴地接受战败的。所以，李薇说，“仅仅是一个书名就包含了复杂的内容”。
该书中文版译者、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胡博赞同“拥抱”是一个“敏感”而“重要”的关键词，是该书的核心概念。她提出，道尔对战败的理解大体有几重含义：第一，战后的日本政府和日本人对胜利者本身的欢迎和拥抱。第二，日本从二战中野蛮的战争者向战败后温顺的羔羊转化的趋势，导致日本在战胜者的眼光中的直接色情化，导致美日关系之中的假想式的男女关系的互动。所以，“拥抱”也构成了战后日美关系的影射。第三，战败的日本和日本人热烈拥抱征服者所带来的所谓“天降的礼物”，即民主、革命、非军事化和民主化，在这重含义上拥抱战败就意味着拥抱解放、拥抱新生。胡博强调，最值得深思的是，道尔认为“拥抱”绝不仅仅指日本人，而是指日美双方共同拥抱战败，战后日美关系格局是由双方互动、共同作用构建起来的。所以，道尔在书的结语中强调，如果不了解胜利者和战败者如何共同拥抱战败，就难以理解战后日本模式。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金熙德指出，日本和美国之“爱”产生了美日的热恋期，至今经久不衰，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这种关系，可以称得上是世界奇观。60多年后，日本没有多少主流学者认为日美同盟应该结束。日本人认为，日美同盟是日本国家支柱。所以，未来十几年间日美关系不会发生根本变化。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一把钥匙，帮助我们了解日本人为什么对日美同盟那么重视，也告诉我们日美同盟形成的过程。金熙德还指出，从《拥抱战败》叙述的历史过程看，日本战败以后没有机会清算历史，除了国家的破败之外，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对日本的“单独占领、间接统治”。日本经过短暂休克以后，原战争势力又回来了，手上沾了鲜血的人当了首相。一开始是没时间清算战争，后来是那些人掌权了，没人愿意清算战争。所以，1982年到现在日本的战争认识问题不断引起亚洲人的反感。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崔世广指出，在日本的历史上存在着三次“拥抱战败”。大化革新就是因为战败，日本开始大规模向中国学习文化、制度、思想，那时候就有一次拥抱战败。第二次大规模拥抱战败，应该是明治维新前后。开始日本对西方的态度也是坚决攘夷，后来下关战败，意识到攘夷不可能，走向了倒幕维新，最后走上明治维新的道路。这时又出现了拥抱战败，大规模地学习西方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拥抱战败，应该是第三次。战败在日本历史上是有若干先例的。战败以后，明确、客观接受战败的事实，思考怎样从战败的废墟中站立起来，再实现、恢复自己的实力，谋求自己的强大，这是日本人在文化上很重要的特点，也是日本人思维方式很重要的特点。在战败之后和强者联手，向强者学习，强大自己，再与强国并驾齐驱，这应该是日本人的一个基本思路，是日本的文化。
二
关于本书讨论的内容和结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孙歌认为，道尔最初设定的读者，应该是美国人，因为他讨论问题的方式针对的是美国的脉络。从书的结构安排看，是对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前后开始的远东政策的一个历史性的批判。道尔给出的对历史资料的剪裁结构，表明美国以正义之名行了战胜国占尽所有便宜之实。这是这本书中真正要说出来的话。
孙歌指出，有几个关键环节是这个结构的支撑点。第一个关键环节是它对于40年代中期以后冷战结构在东亚的形成做出了一个整体性的分析。她认为，麦克阿瑟在日本行使“自主权”的时候，对日本経済新闻社会、历史毫无兴趣。在这个前提下，他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在推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充满了混乱。但是后面有一个不可动摇的预设：宁可要天皇制、宁可要美国式民主（因为要美国式民主，意味着占领是有危险的，但宁可要这个），也不要赤化，不要共产主义。这是当时非常明确的、毫无混乱的标准。这形成了整个战后东北亚政治格局的基本轮廓，这也是冷战格局形成后为什么中日和解如此困难的最根本的原因。第二个关键环节是东京审判。她指出，道尔并没有直接说东京审判不是一个合法的法律事件而否定它，而是在资料的选取和剪裁的过程中，提示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图景，说这场审判是一个美国当事者也承认的表演。可是表演中又审判了纽伦堡审判中也审判的、后来得到国际法认可的罪行，比如反人类罪和战争罪。当时在法庭上包括印度法官在内的一些人对这样一种事后法的审判方式提出了质疑。可是又有受审的20个罪犯如何替天皇顶罪的问题。所以，所有的线索都缠到一起，复杂性被呈现出来。
在分析了该书缺少对冲绳问题的论述的原因后，孙歌总结说，道尔这本书完成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即告诉美国人1945年占领日本那件事做得实在缺少正义、缺少道德，促使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来反思美国世界性的霸权到底有多少正义可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与《菊花与刀》这些书的性质不一样，这是美国一个历史学家真正勇敢面对历史时做出的一些判断。
关于该书东京审判方面的论述，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京华做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道尔对东京审判本身的批评和反省大概有三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从审判团的结构来看，东京审判具有明显的白人审判色彩。法官原来都是白人，后来加了印度和菲律宾两国的法官，而这两国分别是英美的殖民地。但法官中没有朝鲜人。这里提出了东京审判亚洲缺席的问题。第二个方面，道尔触及了东京审判的双重标准问题。道尔说，东京审判基本上是在无视西方殖民主义体系的状况下进行的。比如，当殖民地问题被提出来之后，英美法苏四国法官提出殖民地问题不在东京审判的问罪范围内，所以予以驳回。第三个方面，道尔还透露了一个信息，1948年审判到后期的时候，冷战骤然升起，所以在审判团内部开始一些争斗。到1948年初很多在监狱里关押的嫌疑犯悄悄被放出，包括英美法官与苏联法官的明争暗斗非常明显。冷战的骤然发生，干扰了审判的进行，大家已经不愿意再进行下去了。赵京华认为，东亚的战后体系和审判的不彻底性和不对殖民体制进行批评质疑是有关联的。
三
日本近代以来的发展有许多复杂因素，其中有两个是根本因素，一个是天皇，一个是美国。这两者构成了今天日本这个国家存续、演变过程中最基本的内因和外因。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高洪从日本战后天皇制的角度切入讨论。他指出，事实证明，保留天皇民主制给日本留下深刻久远的烙印。尽管战后初期日本进行了民主化改造，但天皇得以保留，就使得战前所有的国家符号——国旗、国歌、天皇族徽以及其他能够标识国家方方面面的东西，都不加改动地延续到战后日本。所以，日本保守势力很容易把自己和战前政权联系在一起。而除了和平、进步的团体之外，绝大部分老百姓通常也在政治势力的引导和媒体的影响下不加区分地把战前、战时的日本政权和战后日本政府视为连贯的国家机器。可是，不管是谁混淆了战争责任，最后受害者恰恰是日本自己。如果日本自己不能反省、正视历史，就很难放下历史包袱，为此要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战后半个世纪中，日本走和平发展的道路，通过联合国对国际社会做出了各种贡献，向外部提供了大量的开发援助，在其他方面也积极做了很多有价值的事。但这些都不足以打消别国尤其是受过侵略战争迫害的邻国的疑虑，究其原因就是不曾彻底割断与法西斯血脉的联系。
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刘晓峰从书中谈到的一个细节入手，指出：从1946年到1949年，天皇在日本各地巡行，美国兵拿着卡宾枪给他开路。人围得特别多的时候，美国兵会鸣枪，这告诉我们谁在那个时代树立天皇的威信。他强调，美国人选择让天皇继续存在，是从自己切身利益出发的。因为天皇当时确实对社会最深层次有影响力。自古以来天皇就存在，因此也就存在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统治集团，这个统治集团给日本带来了什么，是值得思考的。明治时期日本的一切重要变化，都是在天皇家族的领导下进行的。对日本人来说，他们从中获得了很大的精神力量。
日本被占领期间的首相吉田茂的作用问题，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新生发言的重点。王新生指出，吉田茂认为日本只有和美国结盟才能重新得到生存的机会，要重经济、轻军备，要让出一部分国家主权，在美国的“拥抱”下发展。吉田培养了一大批信奉他的政策的政治家，使吉田路线得以执行下来。我们说，日本是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就是因为日本战后政治家没有经过训练，所以现在日本政治家没有国际眼光，没有政治家应该有的意识和头脑。
关于日本战后时期的经济政策，王新生着重分析说，被占领时期，日本实行过两种政策：一是“倾斜生产方式”，一个是“道奇计划”。“倾斜生产方式”是日本提出的，后来带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美国人做不下去了，派道奇到日本去搞“道奇计划”。道奇说，日本经济是高跷经济，就是两条腿，一条腿是日本政府的财务补助，一条腿是美国政府的经济援助，这样太有依赖性，现在要把两条腿砍掉，搞市场经济。道奇提出超平衡预算，就是政府预算不能有赤字。“道奇计划”对治理通货膨胀非常有好处，但也带来严重的通货紧缩，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在难以为继的时候，朝鲜战争开始了，朝鲜“特需”就出来了，日本经济马上恢复了。那么，是“倾斜生产方式”作用大还是“道奇计划”作用大呢？现在也没有定论。但是两种发展模式都保留了下来，成为战后持久经济发展的主要措施，就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结合。这一点上非常典型地反映了日本和美国之间无论政治、安全还是经济上的关系。
关于该书对起草“和平宪法”过程的描述的重要不足，李薇以自己的研究做了补充。她指出，在盟军总部（GHQ）提出想搞新宪法的1946年年初，就有一部宪法草案到了GHQ民政局手里，这个宪法草案是由日本宪法研究会提出的。宪法研究会牵头的是日本経済新闻社会党党员，立场是革新、进步的，他们提交的宪法草案中已经体现了很多和平宪法的精神，但社会党的宪法也没有取消天皇制，而是说天皇作为象征。不过，实际上，最终还是由GHQ的民政局仅用差不多一周的时间起草了GHQ版的《日本国宪法》。一个星期就起草出一个国家的宪法，在世界宪法的制订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没有经过酝酿、讨论和方针确定的时期是不可能成就一部宪法的。
关于当今美日同盟和与中国的关系，有深厚的美国问题研究经验的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用一个例子加以说明。他讲到，2006年去大阪参加会议，当时有人提到日本被美国“抛弃”了，这说明日本对美国根深蒂固的依赖已成为民族性了。这种民族性在过去有过积极的作用，但对于日本想成为一个政治大国是很难逾越的障碍。他认为，中美日三边关系中，最短的板是中日关系，现在要做的是使短板变长，而不是把长板锯短。如果没有中美日三方的稳定关系，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是没有保障的。
与会的董炳月、王成、秦刚、李兆忠、孙伶伶、李长莉、刘世龙等学者，还从美国的占领政策、美日关系、日本的战争责任以及战后日本文化论、大众文学、社会运动等方面，发表了很有见地的意见。
（责任编辑：林 昶）
第2个回答 2010-05-03
本的发展史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要不断进行改革和创新，全面提高人口素质，防止两极分化，自强不息。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需要借鉴日本的发展经验
日本拥有不足2%的世界人口、0.25%的世界面积和极为匮乏的自然资源，却创造了17%的世界财富。笔者随团到日本研修和考察，在领略世界经济大国的富裕、发达和文明程度的同时，切身感受到我们在许多方面需要向日本学习。其中，最让我们感慨和深思的是日本低起点、快速度的发展史！
19世纪中叶之前，和中国一样，日本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没有接触到欧洲的新兴文明。1853年，美国军舰开进了日本港，日本国门从此被打开。日本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成为被压迫的国家和民族。自此，国内矛盾触发，幕府统治结束，明治维新开始。明治政府推行“富国强兵”政策，迅速提高了日本的综合国力，也将日本引上了与西方列强为伍、竞相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1945年，日本战败，整个国家经济陷入崩溃边缘。其后，在以美国为主的外力下，日本开始了国家改造和经济复苏。1960年开始，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今天，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我们不能否认，日本创造了一个奇迹。考察日本的发展史，结合在日本的见闻和感受，笔者认为以下几点经验对中国的发展应当有所启示。
改革和创新是发展的灵魂
不断改革和创新，为日本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历史上，日本曾为中华文明所折服，虚心向中国学习，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当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后，日本看到了西方文明，又虚心向西方学习。1871年，日本政府派出了100余人的考察团，赴欧美进行了历时22个月的考察访问，对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司法机构、教育体系等进行了详尽的调查研究。我们参观日本参议院时，见到大厅里矗立着当年的考察团团长，后来的四任首相、三任枢密院议长的伊藤博文的铜像，日本人民至今没有忘记他。西方取“经”后，日本开始了深层次、全方位的自我革新，很快走上了发达的资本主义道路。二战后，日本又开始向美国学习。20世纪50年代，日本派出大批青年赴美留学，多数学生学成后回国。从当今的日本生活方式可以看出，他们已将东方和西方文化融为一体，善于兼收并蓄，勇于变革创新，虚心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为日本的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使日本最终确立了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
全面提高人口素质是发展的战略选择
日本是个非常重视人口素质的国家，总人口1.27亿左右，人口密度是我们的2.5倍。在东京等大城市，购物、就餐等生活都需要排队。日本人无论在车站、超市或其他地方都自觉地排队，这种意识体现了日本国民的素质。日本把国民教育放在突出地位，把功夫下在提高人的基本素质上，注重人的全面发展，构建以人为本的社会体系。日本的教育制度与我国相似，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4年。初中以下为义务教育，入学率为100%，高中升学率为96%，大学升学率为50%。20世纪80年代，日本就提出了终身教育的问题。1990年日本制定实施《终身教育法》，以促进形成学习型社会。日本教师的地位很高，公立学校的教师列入公务员行列，其工资高于政府一般的行政官员。笔者认为，与日本相比，中国人口多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但不能把它看成一个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把一切问题都归于此，怨天尤人；而应当在毫不松懈地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同时，下大力气抓好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的义务教育，全面提高人口素质。
防止两极分化是日本始终坚持的发展道路
有数据显示，与美、英、德、法等国比较，日本的犯罪率最低。这与日本注重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有关。日本战后的飞速发展阶段，虽然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由于国家采取的措施得当，社会没有形成两极分化，并逐步消除了城乡差别和区域差别。据有关机构调查，日本居民认为自己的生活状况与别人比较处于中档的比例，其满意度1958年为72%，1979年为91%，1989年为87.3%。多数日本人认为，自己所处的是一个“平等社会”、“无阶层社会”、“同质社会”。日本消除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维护社会公平是日本二战后始终坚持的发展道路。日本战后的发展史很注重社会成员收入差距的缩小。日本解决收入差距的途径主要有：一是建立比较平等的工资体系，企业内部的管理层与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较小；二是对农户、个体户、中小私营企业的个人所得征税率较低；三是个人所得税递增率高，在日本，你如果拥有1亿日元，实际上只有3000万可以支配。
自强不息是日本的民族精神
忍辱负重、自强不息，已经固化为日本民族的优良品格。许多日本人对军国主义侵略史已经“淡化”，这已经引起国际公愤；但是，他们对自己战败时的惨状却记忆犹新。江户东京博物馆内，不仅存有当年东京等地被炸情况的图片和录相，还有专门制作的一些场景模型，他们教育后代不要忘记“悲惨的过去”。与日本人交谈，提到日本历史，他们总会滔滔不绝地讲述被美军轰炸的情景。可见，这些已经深深扎根于他们的思想和情感，成为激励其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翻开日本近代史，可以看到这个国家变化发展的轨迹：闭关锁国导致了民族屈辱，由民族屈辱而富国强兵，富国强兵之后便对外侵略，对外侵略险些造成国家破碎，战后的日本又在废墟上再次腾飞。50多年来，日本因战败而迎来了和平，被占领而实现了民主改革，失去了在国际事务的发言权而取得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功。这些变化发展尽管有外力在起作用，但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其面向未来、忍辱负重、自强不息的精神，不能不让人赞叹。
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正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正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在积极发展自身的同时，需要积极借鉴日本发展中的有益经验，我们要学会从日本的发展史中获得重要启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要吸收日本发展模式中的带给我们的深刻启示。[作者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人文经管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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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要阶段
日本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经济发展在战后经历了快速发展时期。这主要可分为四个阶段。
经济恢复期（1945—1955年）。战争毁灭了日本42％的国民财富，经济混乱，物价飞涨，大量失业，通货膨胀。借助占领军的巨大影响力，日本政府提出了“增加生产以平息通货膨胀，稳定国民生活”的政策，进行了经济和社会的民主化改革。1949年基本稳定了通货膨胀，经济开始恢复，1953年接近战前水平。
高速增长期（1955—1973年）。18年间国民生产总值（GDP）增加了12.5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0倍多，年均增长9.8％。1966年追超英国，1967年追超法国，1968年追超西德，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仅次于美国，成为亚洲新巨人，引起全球经济界的注目，被称为“世界经济奇迹”。
中速增长期（1974—1991年）。受两次石油危机的打击，日本经济进入中速增长期。靠贸易立国的日本经济被迫加快产业结构的重组和调整，重化工结构转向知识密集型产品结构。这期间GDP年均增长4.3％，比高速增长期下降一半。
经济危机并走出困境期。进入1992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出现经济危机，1992—1998年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其中1997、1998两年出现负增长，但目前仍是世界经济大国。受到企业效益恢复的刺激，设备投资逐渐复苏，雇佣及收入环境正在逐渐得到改善。由于企业的推动，日本经济复苏的前景越来越明朗。
第3个回答 2010-05-02
二战日本经济起飞的关键有二个原因：一是二战前日本本身存在很多高科技人才。二是美军统治日本，废除地主进行土地改革稳定日本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