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相同点：
1、都是建立在自身的道德修养上。
2、对象都具有普遍性：
仁爱首先是建立在亲情之上，再由此推及，所以对象也是泛而遍的。它主要是“爱人”，只是这范围有限，这“爱”的程度不一样罢了。
而“兼爱’”，它主张众人受到的与付出的爱都是一样多一样深厚，它的范围是不限的，爱的程度也是一样，这就更具普遍性了。
3、目的性相同：
通过“爱人”来达到社会和平，爱自己，爱亲人，爱其他人，从而去除自私之心，达到和谐友好的目的，他们的出发点都是针对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失范、而提出的救世理论原则和实现社会和谐的宗旨。
二、不同点：
1、现实可行性程度不同
（1）儒家：
儒家“亲亲有术”的“仁爱”原则，是从现实社会的需要与可能出发，符合和反映了社会实际存在的宗法等级关系，含有深厚的实事求是、理性的内容。
倡导爱人，只有形上价值的观照，只是满足于提出泛爱众、爱无差等之类的口号远远不够，还必须有某种推动爱他人的现实方法。犹如欲登高台，难以一蹴而就，必须先行修造一个斜坡一样，孔子仁爱学说以孝悌为行仁之本的原则即具有造斜坡的含义。
这虽不如墨子的兼爱更高大，孔子的行仁方法却更具可行性。孔子的爱人学说非常聪明地看到了人的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现实的基础，并以此作为其学说的立足点。孝悌之爱是人之亲情的自然流露，是人“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纯真的心理情感的自然表达。
爱他人总是从最近处开始，由近及远，这是爱人这件事情最自然的发生、发展过程。因而，“仁爱”思想很自然地为封建社会所接受，成为封建社会正统的伦理信条，在社会习俗和风尚中流传了下来。
（2）兼爱：
然而，墨子所主张的“兼而易别”，认为“兼爱”可行，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主观幻想。其认识根源是，把现实存在的相互对抗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关系作了孤立的道德思考，他排除了人们“别相恶、交相贼”深刻的经济、政治基础，认为产生“相恶”“相贼”的原因仅仅在于人们独知爱己、利己的“别”的观念。
由此，他推断到，要“除天下之害”而“兴天下之利”不必取消上下、贵贱在政治、经济上的对立，只需改变一下人们的行为方针——“兼以易别”，即可万事大吉了。这种企图以道德力量来改造社会的思想，无疑是唯心主义的道德决定论。
讲“利”，却又离开社会现实的利害关系。这样的“利”也就成了不实现的虚幻的利。由此而讲“爱人”、“利人”、“相爱”、“相利”，就只能是空中楼阁、水中之月。
道德原则一旦超离了人们现实利益关系和政治关系，愈是被描绘得美满无缺，就愈显得苍白无力，愈缺乏现实可行性。这似乎就是墨子“兼爱”说不为封建统治者所推行的根本原因。
2、含义不同：
兼爱：指同时爱不同的人或事物。春秋、战国之际，墨子提倡的一种伦理学说。他针对儒家“爱有等差”的说法，主张爱无差别等级，不分厚薄亲疏。
仁爱：宽人慈爱;爱护、同情的感情。仁爱是一种上对下的一种爱，可以是母亲对孩子，也可以是君王对臣子。
3、出发点不同：
兼爱：墨子的“兼爱”则是出于公平主义。
仁爱：儒家的“仁爱”更多的是出自于一种报恩心理和同情心理。
扩展资料
一、兼爱思想：
兼爱“兼爱”可算是一种古老的“博爱”思想，由儒家的“仁”和“礼运”的“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发展而来。孔子将“爱人”含义的“仁”，加上了宗法等级制的内容，改造成了“忠恕”含义的“仁”;
墨子主张“使天下兼相爱”，则又抽去了宗法等级制内容，因为庶人也是可以被举为天子的，等级制的界限已被打破了。所以，墨家的“兼爱”是对儒家“仁”的发展，更是对儒家“仁”的否定;在墨子看来，儒家不兼爱的“仁”，不能算是“仁”。
二、兼爱详细释义：
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兼爱上》），天下之乱，起于人与人不相爱。臣与子不孝，君与父不慈，以及“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直至盗贼之害人，都是互不相爱的结果。如果天下人能“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那就天下太平了。
墨子也讲“慈”、“孝”，但并不以“孝悌”为“兼爱”之本，更不主张有等差的爱，所以其“兼爱”具有反宗法等级制的特点，因此孟子说“墨氏兼爱，是无父也”。
墨子的“兼爱”还要禁止“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诈欺愚”，反对贵族、富人欺压下层民众。并且，“兼相爱”和“交相利”是相结合的。
墨子吸收并发展了子思学派“义”、“利”合一的思想，摆脱了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只讲“义”不讲“利”的片面性。“兼爱”有利于自己，不“兼爱”则有害于自身，墨子将伦理道德和功利主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