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定义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军阀”的苗沛霖。三次反清、两次出卖盟友，他被称为“最无原则的军阀”。
苗沛霖生于嘉庆年间，安徽凤台人，从小家境贫寒穷困潦倒，本以为寒窗苦读能够一举成名改变命运，然而现实却狠狠给了他一耳光，他用了三十年的精力刻苦读书最终也只是一个秀才，理想中高官俸禄的生活遥遥无期，苗沛霖深夜痛哭苦苦思索人生的走向，最终发现自己前三十年来的路走错了，从一开始就不应该考取功名，于是就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此生休再误穷经。”的千古绝句以表心志，也是对自己的过往做了一个彻底的了断。后来苗沛霖就做起了墙头草，做着人尽可夫的事情，不择手段壮大自己的势力。
洪秀全组织太平天国起义，却成了苗沛霖的人生的转折点。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之后，苗沛霖想到趁战乱自立门户，于是他开始操练兵力，组建了十万人的苗家军。苗沛霖会治军，号令严整，苗家军在安徽痛击捻军，各地土豪劣绅见苗沛霖如此厉害，纷纷依附。仅用了一年时间，苗沛霖就发成为安徽北部实力最强的割据军阀，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史第一个军阀。
苗沛霖大败捻军之后得到了清朝廷的赏识，三年之内官职以火箭般的速度上升至二品官，但是他狼心野心不甘于二品官职，一转脸就投靠了太平天国。在与朝廷军交战时，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军队根本无法抵抗朝廷的几十万大军。最终，为了取悦清政府，博得信任，苗沛霖毅然而然选择了出卖陈玉成。
他托心腹之人给远在庐州的陈玉成写了一封信，在信里他感情真挚表示了对于合作的极大诚意，说只要陈玉成来寿州与自己共商大计，他将组织四旗人马配合夺取汴京。
陈玉成虽然早就知道苗沛霖不是什么好人，一开始就存有异心，加入太平天国不过是为了达到自身的目的罢了，但是想到苗沛霖这个人反复无常，没准是真想共商大事，加上太平天国已经无力回天了，就像赌最后一把。于是，他不顾下属的劝谏义无反顾前往寿州赴最后的生死之约，最终遭苗沛霖诱捕上献给清政府。
据说陈玉成临死前曾怒斥苗沛霖道，如果我今天命绝于此，那么唇亡齿寒，你的苗家军好日子也快到头了。后来陈玉成被凌迟而死，这话最后也在苗沛霖身上得到了验证。不久之后，苗沛霖在蒙城遭到清军的剿杀，最终寡不敌众战败被部下杀死。
三叛清廷，身死名裂，苗沛霖计赚英王陈玉成后，清廷并没有嘉奖，只是官方承认了苗沛霖的自新之举，并告诫他休要再犯前科，同时催促他继续出兵剿灭捻军，清廷还威胁道：“负罪而无功，仍要剿办”。太平军势力退出皖省后，湘军逐渐进驻皖北，苗沛霖向来视皖北为自己地盘，但苦于贵人胜保调往陕西，暂不敢妄动。
朝廷派亲王僧格林沁督办安徽军务后，苗沛霖便攀炎附势，与僧格林沁打得火热。有了僧格林沁做后盾，苗沛霖急不可耐的向湘军挑衅，终于将湘军势力压缩在皖南。
1863年初，缺乏太平军声援的捻军主力张乐行部，在捻军兴起地雉河集一带遭遇苗家军和僧格林沁部的合围，结果捻军主力全军覆没，张乐行突围后旋即被俘，皖北捻军起义基本失败，而此时的太平天国也回天乏力，命悬一线。清廷在皖北已经取得全胜，局势已经明朗化，而苗沛霖庞大的私人武装便成了唯一不稳定的因素。
苗沛霖倚仗的亲王僧格林沁表面上与苗沛霖称兄道弟，暗地里早已磨刀霍霍，他早已厌恶了这个反复无常且利欲熏心的小人；苗沛霖的贵人胜保被革职下狱后，他在朝廷里便彻底失去了靠山。善于政治观察的苗沛霖洞若观火，深知继续臣服朝廷难逃兔死狗烹的结局，在僧格林沁北上齐鲁镇压黑旗军起事之际，趁皖北空虚，于1863年5月再次反叛清廷，兵围蒙城。
经过七个月的拉锯作战，清军最终获胜，苗家军骨干及其头目苗沛霖悉数战死，这个纵横黄淮十几年，在清廷与起义军之间摇摆不定的投机小人，终于结束其罪恶丑陋的一生。
和洪秀全一样，苗沛霖做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举取功名的迷梦。考中秀才的苗沛霖并未出人头地，他没有曾国藩屡败屡战的恒心，更没有洪秀全决裂清廷的魄力；他唯一拥有的是对这个社会的愤恨。生活和仕途的不如意在苗沛霖心底淤积，发酵，并挥发出仇恨的气息，耳闻目睹了晚清黑暗的社会后，他便把仇恨宣泄到所有人身上，并对任何人都持一种不信任态度。这也就不难理解他日后为人不仁，言而无信的行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