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9-10-11
孙中山和袁世凯都是辛亥革命后备受关注的政坛风云人物，在政坛上进行了智慧和力量的多次较量。孙中山最后让位给袁世凯是当时国际和国内因素错综作用的结果。
(1)袁世凯当时的声望和才识是一个重要的砝码。王锡彤曾指出：袁世凯“一生得力处在乘机以立功。”清末，袁世凯被认为是“治世之能臣”，李鸿章临终前保荐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奠定了其在政坛上的显赫地位，成为继李氏之后，左右晚清政坛的权臣。袁世凯在清末“新政”中，政绩颇著，得到了资产阶级的信任。但由于功高震主，被放回河南老家，还险些丧命。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袁世凯“声望日隆”，这为其复出提供了绝佳的契机。举朝上下，凡一切拥护清廷和反对革命的人们都寄厚望于他，称他是“收拾中国最合适的人”，希望他能“再造当年曾李之奇功”。袁世凯是汉人，国内一部分人出于“反满革命”的需要也支持袁世凯，希望他能“反满兴汉”。当清帝被迫让位后，其个人声望更是达到极点。人们普遍称其为东方华盛顿、拿破仑，认为他立下了“千古之奇功”。再加上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北洋军，掌握着军政大权，人们普遍看重袁世凯就不足为奇了。
(2)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帝国主义在“严守中立”的伪装下，一方面，不断在军事、经
济、外交上向革命党人施加压力，压迫革命党人妥协。另一方面，支持袁世凯当政，特别是在外交方面。正如一个美国人所说：“对于他(指袁)的重新当政，外国人公开的表示欣慰。”德国驻华公使哈豪森指出：“如果列强不欲担负使北京政府瘫痪的后果，袁世凯必须得到支持，因为只有他是稳定的保障。”英国外交大臣葛垒说：“我们对于袁世凯怀有极友好的感情和尊敬。我们希望出现一个政府，有充足的力量可以无所偏倚地对待各国，并能维持国内秩序以及革命后发展对华贸易的有利条件。这样的政府将获得我们所能给予的一切外交援助。”他们积极策划南北和谈，提出所谓“非正式照会”，压迫南方向袁妥协。
(3)旧官僚和立宪派趁机进攻革命党人，拥护袁世凯。张謇称：“甲日满退，乙日推公，东南诸方，一致通过。”清末预备立宪和“皇族内阁”使一大批汉族官僚离心，希望“去满复汉”，
恢复汉族统治。随着辛亥革命形势的发展，这些人也大多附和着革命，表示拥护共和，但骨子里极不赞成民主共和制，这时袁世凯成为他们心目中理想的领袖，希望袁能够“主持大局”，并对革命党人发起了攻击。
(4)同盟会组织涣散，失去革命政党应有的作用。中国同盟会自成立之日起，组织上就不是十分的严密，内部矛盾重重，小团体之间纷争频繁，有些人对孙中山极为不满，甚至另立党派。再加上，清帝退位以后，有些人认为革命己大功告成，不必再战斗。甚至有人责问孙中山：“是不是舍不得总统之位?”
甚至同盟会内部也有很多人支持袁世凯。黄兴则希望袁世凯能成为中国的华盛顿、拿破仑。他在信中写道：“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拥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亦当无有不拱手听命者。”汪精卫更是盛赞袁：“雄才英略，素负全国重望，能顾全大局。” 孙中山在担任临时大总统后，面对荆棘丛生、动荡不宁的局势，殚精竭虑，穷于应付，颇感心有余而力不足，遂认为“清帝退位，民国统一，彼此建设之事，自应让熟有政治经验之人” 。
(5)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财政极其困难。正所谓“车马未动，粮草先行”。《孙子兵法•作
战篇》记载：“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内外之需，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斤，然后十万之师举矣。”由此可见，财力对于战争有着重大的影响，战争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财富的消耗战。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帝国主义国家截留中国海关税收，使临时政府财政极其困难，无法长久支持战争所需，更无法支撑政权建设。笔者认为这一点是孙中山让位袁世凯的最重要原因，也是最直接的原因，让位他人实在是一种无奈之举。
(6)革命党人对当时时局的考虑。南北对峙，动乱旷日持久，社会动荡不安，极易勾起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坐收渔翁之利，当时建立一个统一、稳定的政府，结束纷争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需要。发展经济，使国家走向富强，免遭列强瓜分己成为各界共识。再加上当时袁世凯掌握一支强大的北洋军，军事力量强大，革命党人并未建立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强大军队。革命人权衡利弊之后，被迫作出让步。
（7)孙中山个人因素。孙中山是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为政治抱负，并无很大的政治野心，权力意识比较淡薄。他当时认为中国民族、民权革命已基本完成，只剩下了民生问题，所以他积极宣传“实业救国”，俨然成了商界巨人：。另一方面，孙中山个人专断作风也是引起离心的重要方面。许多同盟会元老对孙中山不满，甚至发生激烈冲突。在武昌起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共进会”，便是由于对孙、黄只在华南发动起义不满，而移至长江流域发展力量，进行起义。
(8)中国传统思想中“诚信”观念的影响。中国传统思想中注重“承诺”，有“一诺干金”
之说。革命党人认为袁世凯在全国人民面前，宣誓维护共和，便会尽力维护共和制度，否则将会受到舆论和道义上的谴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如果失去民心，必将被历史的车轮无情的碾碎。事实上以后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一大憾事，是民主共和道路上的巨大挫折，这是当时国内国际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令人惋惜的同时，也使人们认识到：革命不会一蹴而就，在通往民主的道路上也必将充满了坎坷和泥泞。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需要人们进行前赴后继的努力才能成功。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