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行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两个阶段 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之所以出现了10％以上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那一时代中国的发展是大多数人的发展，譬如乡镇企业遍地开花，而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发展便进入了少数人的发展时期。关键是这一时期中国内部的生产力受到了外来力量的冲击，90年代中期之后，乡镇企业大批倒闭，在外部的商品的竞争下纷纷退出历史舞台，由此导致中国第一阶段韵工业化运动宣布告终。随之而来的是外资的大批涌入，进一步抑制内部传统工业，城市的传统工业国有企业也纷纷垮台，在这种毫无保护的发展下，只是沿海一部分地区发展发达起来了，内陆一大片遭到抑制，因此，90年代后期经济速度上不去便是自然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是调整非均衡发展的战略和歧视性的国内政策，而是采取财政手段和借用外资来继续维持增速，继续向发达地区倾斜资源，继续实施优惠外商优惠富人政策，其结果，一方面使社会的鸿沟越拉越大，一方面使工业化过程和产业结构出现畸形。发生裂变。 与正常的
市场经济相比，中国近年来8％的超高临界
增长率可以说是一种“强制型增长”。所谓的“强制”是指这种增长有着非经济的驱动力和保障条件，是政府驱动型的经济增长。
计划经济体制下也存在“强制型增长”，但那时的执行机制不同。在计划经济时代，“强制型增长”通过经济计划指标韵下达、执行、考核来实现。那时执行计划指标主要还是经济行为，各级官员的升迁更多地与政治上的“正确性”挂钩，而较少与超额完成经济计划指标的百分比挂钩。但在今天，政绩的指标已完全以经济成就为主。其结果，“强制型增长”的实现机制更强了。 当然，这种对GDP的追求自改革开放以来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依靠内部力量，这是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的主要做法，主要是靠国家银行贷款，结果货币发行多了，在80年代下半期和90年代上半期先后出现了两次高通货膨胀，银行也出现了大量的呆帐坏帐，于是经济速度不得不放慢了下来。第二阶段是90年代后半期至今，主要方法是依靠外资，让外资来拉动中国经济。反正不管用什么方法，不管用谁的钱，只要能把经济增速达到高速度就行。 这种间接推动增长的方法与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经济政策一样都是为了刺激需求；但两者也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那就是市场经济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着眼于具体的计划或项目，而中国近几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却以达到锁定的8％经济增长率为目标，财政性投资的必要数量往往是根据实现预设经济增长目标而倒算出来的。 无论是用直接还是间接的手段来推动经济增长，这种驱动机制都有一个重要特点，即追求速效，而忽视增长的长期效果，不愿意努力解决对短期内的增长无效或有负效果、但能够提升长期增长潜力的关键性问题。其结果是，虽然短期内的经济增长目标兑现了，但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很可能会采取竭泽而渔之类的措施，或者过多过早地耗尽了可供未来使用的资源(例如财政过量发行国债)，或者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以及无效使用，或者硬性制造出某些不真实的“需求热点”(如“假日经济”、“教育产业化”)。这样的经济增长路径往往不一定真对经济发展有利，甚至可能损害未来的经济发展潜力。特别是这种不择手段追求速度的做法已经给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和产业结构带来了严重的扭曲。 经济增长方式对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其经济现代化不可能绕过工业化阶段。在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出现实际上也无法代替工业化的功能，当农村人口仍然占总人口70％以上时尤其如此。对于许多中国农民来说，高科技是一种奢侈，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必须从低科技人手。如果一上来就搞高科技，那就无疑将一大批人与工业化进程割断。中国的乡镇企业之所以未能很好地延续，主要是在这种错误的“高科技”赶超战略影响下，以及沿海外来工业的冲击，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另外，中国的乡镇企业之所以难以得以延续，体制的弊端也是一大原因。计划经济下的城乡二元分割得不到打破，不平等的国民待遇和传统的身份桎梏束缚了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在这种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下，中国内生的工业化运动不能不遭到夭折。 在这种情况下，一大批已经进入工业化的农民再次退出工业化的进程。自1997年以来中国农村的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农民务农已入不敷出，从1997年到2000年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连续4年下降。这说明失去工业化支撑的农业已不可能再带动经济增长了。 于是，中国的一些学者针对农村经济严重萧条的局面提出要加快城市化建设的步伐，以尽快转移更多的富余农村劳动力到非农产业。但他们很少提及，在
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建设的前提是城市工业和以此为依托的
第三产业的顺利发展。没有工业化方面的长足进展，第三产业的生长空间是有限的，农民进了城也难以维生。 不少学者强调，国民经济中非国有部门的比重已大大超过国有部门的比重。似乎只要非国有部门取代国有部门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中国的经济发展就自然而然地走上了畅通无阻的大道。实际上所有制方面的变化本身根本说明不了产业结构是否进步了。 一个国家的工业结构和产品构成如何，只需看一下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就可以知道。只要这个国家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这个国家的工业结构必然产生极大的分化，其产品结构也分为富人型和穷人型。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也必然受这种社会结构影响，一部分产业结构在提升，另一部分在弱化。适应大众化发展的工业结构在弱化，适应少数“城市人”发展的工业结构在强化。这就是中国工业发展不均衡的主要表现。 大量引进外资恰恰抑制了中国的工业化 有研究指出：在中国由于引资工作多在政府的干预下进行，政府和企业行为的短期化在引资中就表现为重表面而轻实质，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严重不足。中国用于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资金只占技术引进资金的三分之一，而日本和韩国的情况正好相反，用于消化吸收的资金三倍于技术引进的资金。对于许多地方政府来说，引进外资的目标日益模糊，甚至引资本身成了目的，从而造成“为开放而开放，为引资而引资”的局面。中国不少企业未能通过合资消化吸收先进技术，无法逐步形成自主研制开发能力。 这种“外资替代效应”还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形成对外资的过分依赖。由于本国正规制造业的萎缩趋势非常明显，如果今后引进外资的速度放陧，中国将出现工业化程度下降的“去工业化”态势，这对一个失业压力极其沉重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相当危险的。 第二个“替代效应”是指工业增长中出现了本国的正规制造业被技术简单、规模很小的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所替代的“弱质替代强质”现象。任何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都会呈现蓬勃活跃的局面，但正常情况下这些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主要是正规制造业的补充和配角，它不可能独立支撑经济现代化。而中国的情形却是“主角”被“配角”替代了，原本应该是“主角”的正规制造业变成了工业增长的“配角”。以经济增长率较高的1996年和1997年为例，1996年本国的正规制造业和非正规工业的增加值比上年增加了3798亿元，其中本国正规制造业的贡献占四成，非正规工业的贡献占六成；1997年本国的正规制造业和非正规工业的增加值比上年增加了20lO亿元，其中本国正规制造业的贡献只占四分之一，非正规工业却占四分之三，尽管这数字不太准确，因为非正规工业的统计中含有更多的水分。 拨苗助长式的非均衡经济发展隐患无穷 中国虽然尽力将经济增长率维持在接近工业损益平衡点的临界状态，可是倚重土木工程投资来支撑的增长对整体经济的推动力是偏倚而虚软的。这样的投资主要产生的是对原材料能源的需求，而对制造业的刺激相对微弱，无法带动工业化。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投资结构不但不能改善产业结构的现状，反而强化了目前的结构性弊病，在增加城市就业和提高多数人收入等方面几乎无能为力。 在中国，尽管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建设改善了城市的外观，在外资的推动下沿海若干大都市和郊区也形成了局部“繁荣”，占人口百分之几的少数阶层开始享受接近
发达国家的生活消费水平，但工业化徘徊不前同时伴随着“弱质化”，再加上农村凋敝，农业的微弱增长不能使农民增加收入，于是中国就出现了经济增长率“坚守”7％一8％这条“底线”，而失业率居高不下，就业者的平均工资呈下降态势，消费需求持续萎缩，价格年年走低的经济格局。这就是经济增长与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生活状况脱节现象的真正原因。 在工业化进程畸形发展并呈现一部分“强质化”一部分“弱质化”特征的状态下，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步履蹒跚，少数都市中出现的现代化生活也缺乏稳固的基础。这样的经济结构无法满足多数社会成员今后向上流动的需要。如此格局或许可以支撑现存的少数阶层的富裕生活。但却难以提升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经济社会地位。一个日益两极分化的社会之再生产过程在中国不仅有其政治氛围，而且在产业结构方面也已基本成型。经济增长如果不能有效地改善经济结构，它将越来越成为一种“符号”。要深刻认识中国的经济状况，就有必要透过增长率的“符号”意义，发现决定大多数国民的经济社会地位之趋势性规律。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程晓农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摘自: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