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去世后的短短1个多月中,享受了过山车般的待遇,先是被追尊为大清的“成宗义皇帝”,后却因“潜置龙袍于棺内”,被人控告谋逆,不仅被剥夺了包括“义皇帝”在内的一切封典,还被掘墓毁棺。以中国传统观念来看,可谓死后不得安宁。
顺治给多尔衮的行为定性为“大逆”,基本上算是官方对他的盖棺定论,然而对多尔衮此人的争议一直存在。比如顺治十二年(1655年),有官员上疏称颂多尔衮的功劳,意图为其平反,在当时遭到了清朝官方的打压。
由于对多尔衮功过的争议比较大,所以长期以来,清朝官方的做法都是尊重顺治朝的历史定论,康熙、雍正两位皇帝,都没有去触碰这个敏感问题。直到乾隆年间,乾隆皇帝才旧事重提,要为多尔衮的“历史冤案”翻案。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当时已经68岁的乾隆皇帝下诏:
“命追复睿亲王封爵。……并予配享。……朕以为应加恩复还睿亲王封号,追谥曰忠,补入玉牒,并令补继袭封。照亲王园寝制度,修其茔墓,仍令太常寺春秋致祭。其原传尚有未经详叙者,并交国史馆,恭照实录所载,敬谨辑录,添补宗室王公功绩传,用昭彰阐宗勋至意。”
乾隆这道诏书,虽然没有诏复多尔衮的义皇帝身份,但恢复了他睿亲王的封爵,并按照惯例赐予谥号,而且这个谥号叫“忠”,听起来还有些打顺治皇帝的脸。而乾隆为多尔衮翻案的理由,主要有下面这三条。
第一,还是功劳的问题。“当开国时,(多尔衮)首先统众入关,扫荡贼氛,肃清宫禁。分遣诸王追歼流寇,抚定疆陲。一切创制规模,皆所经画。寻即奉迎世祖车驾入都,定国开基,以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这样一位对清朝有开创之功的人,死后没有封赏,搞得这么寒碜,非待功臣之道,会令人寒心。
第二,多尔衮生前从未有过叛逆迹象。顺治指出所谓多尔衮叛逆的证据,无非是私自往棺木里塞了件龙袍。如果多尔衮真的想反,生前有的是机会,可恰恰相反,有人劝多尔衮自己上位时,多尔衮从来不理睬,还说:“太宗恩育予躬,所以特异于诸子弟者,盖深信诸子之成立,惟予能成立之。”把辅佐顺治当成自己的使命。这也是乾隆补授多尔衮谥号为“忠”的原因。
第三,乾隆认为给多尔衮定罪,不是顺治的本意,而是受到了奸臣的蛊惑。乾隆说:“其时我世祖章皇帝,实尚在冲龄,未尝亲政也。”这句话有点倚老卖老的意思。虽然顺治是他曾祖父,但乾隆觉得当时顺治还是个未成年的小孩,做的决定有些不理性的因素在里面,所以乾隆才要拨乱反正,恢复多尔衮的名誉。
在传统观念中,臣议君,子议父,是比较容易犯忌讳的。擅自推翻前任皇帝的决定,有不忠不孝的嫌疑,所以康熙和雍正都没敢去做这件事。那为什么乾隆要去给多尔衮翻案呢?没有办法,也是为了国家的长远稳定发展。
所谓乱世用兵,盛世修史,乾隆中期正是清朝国力最鼎盛的时候。此时对一些有争议的历史问题进行总结评价,既是时代的任务,也是历史的机遇。若不趁此机会解决好这些问题,久而久之思想就会出现混乱,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比如清朝为满人立国,“蛮夷”是否有资格统治华夏?乾隆修了《四库全书》,旨在证明满人不是蛮夷,同样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和发扬者。比如明末时为大明守节和投降清朝的大臣,应当如何评价?乾隆又命人修撰了《贰臣传》,来缓和满汉矛盾,加强团结。
既然乾隆要重新对许多历史人物和事件重新评价,把历史的解释权牢牢握在手中,好让大家不要再纠结这些历史问题,统一思想向前看,那么多尔衮的定评便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所以乾隆才不惜当了一回顺治的“不肖子孙”,重新对睿亲王多尔衮的一生功过给予了客观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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