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人生旅途中有明摆着的危险，也要不顾一切地勇往直前。
困难，永远不是我们止步和退缩的理由。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事情，需要大智大勇和置生死于身外的信念。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曾国藩作为人臣的信条。曾国藩不满绿营军，就是他们有功便抢，有难便逃。他的人生信条不允许他不忠，更不允许他逃避。
为实践其人生信条，他曾在戎马征战的沙场几次自杀。
1860年，曾国藩被困祁门时，身处绝境，即作书告诸弟，等于一篇遗嘱，大意为：看现在的情形，恐怕坚持不过今年了。我自从1853年冬天以来就早已经把身家性命献给了国家，愿死在沙场而不隐屑山林，这是我的本愿。近年来在军中办事，也算尽心尽力无愧于天地了，死也瞑目了。
曾国藩几次自杀，表面上是他兵败后无颜见江东父老，内心里却要以死报国，以身全志。“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大丈夫就是要为忠于职守而献身。所以，曾国藩表示：“不带勇则已，带勇则死于金陵，犹不失为志士。”他还以袁简斋的一句诗勉励自己：男儿欲报君恩重，死在沙场是善终。
处理天津教案时，曾国藩已经是有病在身。先是眼睛昏暗，视物如隔迷雾，接着是疼痛难忍，吃药针灸全无效用，不久右目全盲，左目仅余微光。
后来又得了眩晕之症，耳鸣脑胀，日夜惶惶，无法办公，只得具疏请假。皇帝准假，下旨问疾，让他好好治病。然而天津突然发生教案，又把他推进风浪的漩涡中。接到去津门查办教案的谕旨之时，曾国藩正在病假之中。曾国藩这次病得很重，他自觉日薄西山，朝不虑夕，甚至连寿木都运到了保定。
他明知凶多吉少，但不避祸害。面对纷繁复杂的形势，幕僚们“阻者、劝者、上言者、条陈者纷至沓来”，多数人主张曾国藩不易仓猝赴津。幕僚劝他以重病难以胜任，请朝廷另选别人。但曾国藩不肯疏辞，他说：大将不辞刀头死，岂能因祸福而避趋。决定要“力疾受命”。
对于处理津案的难度，曾国藩心里十分清楚，此次赴津不仅绝无办理成功之可言，而且极有可能使他十八年来历尽艰难困苫得来的声望毁于一旦，落下身败名裂，万人唾骂的下场。但他更清楚当时局势的紧迫性，案件涉及了七个国家，各国军舰环伺大沽口，中国将再次面临战争的威胁，而中同的老百姓激于义愤，正在使事情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如何避免战争，又安抚好百姓，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曾国藩从不惧怕失败，但是一生功业名望付之东流，又被万人笑骂这样的失败，几乎是不能忍受的，但曾国藩有明知必败，却不避刀斧，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气。他临行前给他二子纪泽、纪鸿留下遗嘱数条，书中强调此事绝难措手，或一去无以再返，但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违效命之初誓。他向他们交待后事，谆谆嘱托“以勤俭持德，以孝友持道”。并告知长逝后灵柩返南，谢绝一切，概不许收礼。所留奏稿、古文，绝不许刊刻流布等。
当曾国藩要来津审案之际，因为他早年所做《讨粤匪檄》中有反对洋教的论述，所以很多天津的官员士绅多把他看作是敢于反对“洋教”的官员，定能对此案作出公正裁决，为天津士民主持正义。在他行至天津堀门前，早有众多官员、士绅及百姓，包括与案件有涉的人前来迎接，并拦轿鸣冤。曾国藩见大众见到他犹如旱苗盼得甘雨，便下轿倾听。官绅们你言我语，把洋教士及教民如何欺压中国百姓，如何虐杀中国幼童，如何枪击中国官员等情况又叙述一遍。甚至有人形象地叙述育婴堂如何迷拐幼儿、妇女，如何挖心入药，并说亲见幼儿尸身五脏被挖去。曾国藩的心中五味杂陈，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无措。
从自己的心理出发，他对洋教无好感。但是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吃了败仗，朝廷才被迫允许洋教来中国活动。天主教独尊上帝，不敬祖宗，不分男女，与自己心目中的礼仪伦常大相径庭，这是扰乱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异教。在他看来，洪秀全就是拿了这一套组织民众，造成天下大乱的。所以，他在讨伐“长毛”时，便是以捍卫中国纲常名教、反对异教进入中国为号召的。然而，这次自己面对的是得到中国皇帝允许传教的英、法、美、俄诸国。
他们的军事力量远比中国强大，绝不能轻言与洋人开仗，上谕明文令他“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绝不是让他得罪各国，更不能把关系搞僵引起国际争端和武力冲突。
既然不能违背朝廷旨意而得罪外人，那么如何面对舆论的压力，如何向天津官绅市民交待，就变得更加困难了。朝内外对天津教案异常重视，醇亲王奕诉、内阁学士宋晋、翰林院侍读学士袁保恒等人向朝廷上奏折，说天津反洋教是义举，对洋人应采取强硬态度，要求皇帝下旨讨伐洋人洋教、惩罚媚外的崇厚等官员，这些事情对于曾国藩的处境没有丝毫的帮助，反而加深了老百姓的义愤填膺，使局势变得更为棘手了。曾国藩知道自己这回真的进了死胡同。
现在，舆论认为崇厚卖国，而以为曾国藩会替天津人出口气，所以对他抱着希望，等着他来为受害的百姓说话，因而老百姓们并未有大的行动。如果一旦他有违众意，大家希望破灭，究竟会出现何等结果，他心中的确无数。
但顺应民意也是很危险的，一旦引起洋人的武力进攻，后果不堪设想。
曾国藩心里明白，崇厚也不是省油的灯。可客观地分析，民众对于洋教的“恶行”也有夸大之处且无证可考，自己无论做怎样的结论都不会有好的效果。不做“卖国贼”就可能成为战争的“点火者”，陷朝廷于危难之中。
天津教案不比其他教案，牵扯的国家众多，各国联合起来，对中国压力极大；而反洋教的群众面广，得罪了哪一方都不好交待。
曾国藩日思夜想，无论如何也找不出两全齐美的好办法。看来这次天津之行绝无好结果了，要做民族英雄是不可能了，恐怕反而要成为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汉奸卖国贼了。然而自己的一生名誉难道真的要毁在津门吗?难道就不能马上给太后、皇帝上书，历数洋人罪恶，力申民气可用，向洋人宣战吗?但是，如今不是道光朝廷，他也不是林则徐，主战派给太后、皇上留下了太深的教训，他们不会支持他在天津与洋人开战的，他真的想做被罢官的林则徐都没机会。举步艰难，左右为难。曾国藩后悔当初不该来天津，后悔没有请求朝廷另简大员，走上了这个四面悬崖的绝途之上。
结果，曾国藩坚持“委曲求全”的策略处理天津教案，引起国人的强烈义愤。当他决定把天津地方官交部严办及捕拿“凶手”，以抵洋人之命的奏折传出之后，京津及各埠士人一片哗燃，“卖国贼”的骂声随之腾起。他的亲友、同乡、同年都不相信曾国藩会如此软弱，等到证实之后都纷纷来信劝说、指责。京师虎坊桥长郡会馆、教子胡同湖南会馆等处由曾国藩所题的匾额被愤怒的士子们当众砸毁，并把凡有“曾国藩”之名者尽数刮掉，口吐、脚踏犹不解其恨。王闾运等名士、李鸿章等弟子、曾纪泽等亲属都恳切陈言，为曾国藩的做法感到惋惜，深虑此举将使其一世勋名毁于众谤之中。对于一个功勋卓著的人来讲，这样的打击是致命的。
曾国藩本来就病得朝不保夕，这使他病上加病。他也不愿再多活一天，只求早死，催着儿子把棺材做好，以备不测。赵烈文、薛福成等人见曾国藩情绪极度低落，病情又日渐加重，都怕出意外，乃日夜守在他的床边，服侍劝慰。曾国藩心力憔悴，苦痛不堪，不再想多说话了。他后悔自己在“剿捻”
无功之后，没有“退处深山”却重回两江之任和莅任直隶总督，落得晚节不保。
曾国藩回顾道光以来清廷“办洋务”的历史，无论是主战的林则徐还是主和的穆彰阿，到头来都没有好下场。仗打败了皇帝把责任推给林则徐；而国人斥骂《南京条约》屈辱卖国，皇帝又把卖国的罪名推给主张讲和签约的穆彰阿。自己受清政府委派处理天津教案，不也是在替清政府去顶卖国贼的罪名。现在他的预料果然成了现实：当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公布后，国人不骂慈禧太后，却单骂曾国藩，他成了天下人眼中的千古罪人。清廷是幕后授意者，现在却一声不吭，令曾国藩变成牺牲品。
后来，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在光绪四年奉命做出使英法的外交大臣，回答朝廷的问话时，慈禧太后以任劳任怨相勉励。曾纪泽答道：“臣从前读书读到‘事从君主能献其身’一句话，认为人臣牺牲自己的生命是最高境界。看近来时势，见中外交涉的事件，有时须把性命看在第二位，声名也要看得很轻，才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就像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的时候，就写了遗嘱，分付家里人安排后事，将性命不要了，等到了天津，又看事关重大，不是一死所能了结的，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那时京城的士大夫咒骂的人很多，臣父引咎自责。寄给朋友的信，常写有‘外惭清义，内疚神明’八个字，正是排除了声名，以顾全大局。其实，当时的势态，除了臣父曾国藩所办理的立场外更没有别的力法。”把曾国藩牺牲名誉、忍辱负重的苦衷，充分地表达了出来，使慈禧说出了“曾国藩真是公忠体国之人”的话。事实上这种体恤很虚伪。人已死，再多的感叹也无济于事。
曾纪泽在光绪元年出使俄国，改订以前使节所签的条约，给国家挽回了不少权利，他的外交手腕过人，举世共赞，足以为曾国藩争气。可见曾国藩生前对于子女的教育是正确而有意义的，他也的确做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由此可见，人一生中若遇到不可躲、人力所不能及的事情的时候，做与不做，结果非自己所能预测，就只能选择勇敢面对。要牢记：任何时候积极的心态都比消极的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