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26年全面抗战爆发，陈未冬向往抗日和革命，与友人结伴投奔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返回家乡进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活动。 为了地下工作的需要，陈未冬好几次改名，第一次更名为张春松，并被选为中共诸暨县委书记。民国30年皖南事变以后，国共之间的摩擦加剧，上级决定各县的干部大调动，诸暨干部与余姚县对调。是年3月中共余姚县委特派员张春松带着夫人钟学意，第一次到达余姚境内的周巷，经西街头地下党员雕花阿宝（竺永慧）的介绍，租赁老中医单序三家的一间店面房子，开设一家旧木器商店作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 到余姚后的张春松又化名傅春林，民国30年夏历四月初一，有一家旧木器商店在周巷西街开张，老板就是傅春林，老板娘为钟学意。民国3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谭启龙领导成立浙东区党委。傅春林再次更名为张春松，担任三北地委委员、组织部长。不久张春松到余姚逍林区工作，化名张生光。 同年10月，张生光去姚西一带活动，还在临山东门头附近开设了一家专门手工生产和出售金鸡牌香烟的小作坊，为了租赁一间店面房子，对房东说自己名叫吴章生，吴章生公开的身份是香烟作坊的一个小老板。第二年三月，余上县委和它公开对外的名称余上办事处正式成立，这位吴先生身兼两职，同时担任书记和主任。当时的办事处要贴一张成立公告，上面签的大名是张光，这是张光向余姚县人民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张光这个大名从此才固定下来，以后近六十个春秋都没有改变。 民国34年4月，张光在临山正式担任余姚县长，8月19日随部队回到周巷，还在海莫村的大操场里召开庆祝抗战胜利万人大会。这是张光同志在周巷镇人民面前的公开亮相，得到周巷人民的热烈拥护。 重庆谈判之后，张光随军北撤，渡过杭州湾，各路大军在青浦会合后继续北上，最后撤到山东境内。经过整编，搞地方工作的张光变成了军队里的一员，成为新四军某师政治部的干事，以后又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随军参加过许多重大战役。 民国37年以后，国共两军的战略形势发生了逆转，解放军开始转入反攻，张光又随军南下，从山东、河南、安徽又打回浙江。1949年5月3日，张光随军解放杭州，很快又转业回到地方，担任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里的干部。从此以后的几年，虽然工作经常变换，但一直没有离开杭州，这段时间对张光来说，算是比较平静的日子。 可是好景不长，到1958年初，张光竟被某些人打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著名的“沙文汉、杨思一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的骨干成员。一个跟随共产党20多年，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半辈子的张光，连做梦也不可能想到，自己竟会成为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1961年，张光被摘去右派帽子，但仍旧是一个没有帽子的“摘帽右派”，直到1978年，张光已经退休，才被平反改正。以后，总算是恢复了离休待遇和其他的政治权利，安享晚年生活。2003年因病去世，享年9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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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国30年4月下旬余姚沦陷起，直到民国34年8月抗战胜利，在余姚县，同时存在三个政权——即南京汪伪政府属下的余姚县政府、重庆中央政府属下的余姚县政府和共产党领导的余姚县政府。既然有三个县政府，那一定有三个县长，下面就让笔者来作一介绍。 第一个：劳乃心 抗战时期盘居在余姚城内，老江桥和钟鼓楼斜对面传统县衙内的一个县长叫劳乃心。劳乃心世居余姚县马渚镇，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生，日本早稻田大学肄业。 劳乃心回国后，为生活而找到余姚县长林泽。林县长看到他五官端正，对人处事彬彬有礼，显然是一个有用的人材。听他的自我介绍在日本学习水利，就立刻委派他担任余姚县政府堰坝管理处的主任，好让他学以致用。 劳乃心这个堰坝主任为官尚属清廉，林泽以及以后的几任县长很少收到船主的举报，控告堰坝主任敲竹杠或者贪污。民国29年蔡竹屏接任县长，继续任命他担任此职。可是就在这个任上，劳乃心却投到了日寇的怀抱，成了一个可耻的卖国汉奸。 民国30年4月23日，日本侵略军分水陆两路开进县城，余姚城立时沦陷。劳乃心得悉驻余姚日军的司令官是自己的同学，就找到这位同学，表示自己对日本天皇的忠心。他还以地方绅士的名义，在欢迎日军的大会上发表演说，鼓吹“中日必须亲善”，积极充当“大东亚共荣圈”的一个吹鼓手。 这一下取得了侵略者的欢心，日本司令官立刻任命劳乃心为维持会副会长（已经有人跑在前面，当了维持会长），但不久之后成立伪县政府，日本司令官就跳过会长，直接任命劳乃心为余姚县长。他在名义上是南京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任命的，实际上是由侵略军直接指派的。因为他就任的地点是传统的县衙之内，就自认为是正宗的余姚县长，可是老百姓不买账，叫他为卖国的汉奸县长。 为了表示对侵略军的忠心，劳乃心很想做出一点成绩来，使主子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人。首先他写信给正在南部山区流亡的蔡竹屏，劝他要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伺；还要求他认清形势，做一个识事务的俊杰，赶快回来归顺皇军，稳定余姚的局势，为余姚的国民服务。蔡县长看了劳乃心的信，立时把它撕得粉碎，深悔自己有眼无珠，只看他表面做事，不了解这个汉奸狼子野心的内心世界。 劝降蔡竹屏不成，劳乃心还是贼心不死，竟痴心妄想地学习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三番四次地登门拜访他的老师陆卿鹄先生，极力邀请陆先生出山，担任伪县立舜水中学的校长。陆先生是本县教育界的老前辈，曾长期担任余姚县第一所公立学校——即余姚县高小的校长；以后又担任余姚县第一所也是唯一的一所中学即私立实获中学的校长。 劳乃心想利用陆先生在教育界的崇高声望，号召余姚的知识分子为日寇效劳。结果被高风亮节的陆先生痛骂一顿，还被赶出师门，并声明脱离师生关系，从此再也不承认他是自己的学生。陆先生恐怕汉奸再来纠缠，不顾已经花甲的高龄，连夜远走高飞，逃离家乡到浙中内地的深山中避难。陆先生的这个举动，在余姚各地一时传为美谈，人们把他看作是民族正气的典范。 劳乃心劝降正直人士连遭失败，看到日寇的兵力不足，只好网罗一批地痞流氓，成立余姚县的伪保安团，协助日寇镇压坚决抗日的中国军民。他还出悬赏500万伪币，求购三五支队领导人张光和王佐一的首级。劳乃心指挥下的伪保安团，积极配合日寇，多次到农村进行抢粮和清乡活动，无端杀害许多无辜的人民。在日寇快要投降的前夕，即民国34年夏天，还残杀三五支队打入伪保安团里的卧底王培良同志和他的警卫员。劳乃心的双手，沾满了我抗日军民的鲜血。 经过我三北军民的共同奋斗，新四军占领的地盘日益扩大；到民国33年，使得盘踞在城里的伪县政府为日寇征收军粮也有点困难。伪县长劳乃心出于无奈，在夏收前夕写信给共产党的张光县长，要求与其谈判。 两个完全敌对的余姚县长，在泗门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会面—— “张先生您好！我叫劳乃心，是贵军杨明先生父亲杨贤江的同窗好友，杨贤江先生是本县非常著名的教育家，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学者。本人也非常钦佩贵军英勇奋斗的精神，你们三五支队个个都是好样的，都是赤胆忠心的爱国英雄……”劳乃心一面不着边际地喋喋不休的吹捧，一面伸出右手想要与对方握手。 “劳先生你有什么事就请直截了当，不要转弯抹角的扯得太远！”张光把右手一扬，避开了他的手，打断了他的说话。 “噢，说起来好像有点惭愧，其实劳某的目标与你们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为了救国救民么！只是所采用的方法有所不同，本人想的是要尽量减少我们国民的生灵涂炭，也是为国民着想啊。” “这简直是一派胡言，你的目标怎么能与我们一致呢？事实上你是鬼子的帮凶走狗。如果没有你们这些人，日本强盗是瞎子闯入沙滩，蚂蚁落入大海。得到了你的帮助，日寇就如同有了眼睛，可以避免瞎闯，还可多苟延残喘一些日子，但是大海一定会把你和你的主子一起埋葬！” “所以我想来要求你，请你同意我在你们的边缘地区，和平地征收一点粮食。至于你们的中心地区，如临山、泗门等地，我就叫他们不要去征收了。”劳乃心好像是一个聋子，根本没有听到张光掷地铿锵有声的发言，仍旧自说自话。 “不！我们的中心地区绝对不是只有泗门和临山等地，即使是我们的边缘地区，也绝对不允许日寇前往征粮！这是我们中国的地方！”张光针锋相对又斩钉截铁地说。 “那……那，他们也要吃饭的呀！” “他们应该回到日本去吃饭！” “那，他们恐怕要带部队出来征粮了。” “我们也有部队！” “那又要流血了！” “那也没有办法。” 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两个人沉默了足足有五分钟。 “你还有什么事要谈吗？”张光公务繁忙，不愿意这样耗下去，只好打破僵局问他。 “哦，没有什么了……我是怕……噢，没有什么了！” “那就再会吧！” “好！再会！再会！”劳乃心看到人家下逐客令，只好站起来走路，张光就叫带路的向导把他带走。 张、劳会谈以后，抗战很快取得胜利。但使我们余姚人民最最感到遗憾的是，劳乃心趁着混乱逃得无影无踪，余姚人民没有抓到这个汉奸，而且几十年下落不明。 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得到一个信息，一位旅居法国的华裔商人，想要花巨资购买原余姚县府旧址，筹建一个游乐场。还说要把当年劳乃心居住过的那幢小别墅，开辟成为一个纪念馆！后来经过打听，得知该商人姓劳，是汉奸劳乃心的儿子！幸亏余姚人还是有骨气的，拒绝了这个劳姓法国商人的开发要求。 第二个：倪永强 抗日时期由国民党派遣的县长先后有好几个。第一个是蔡竹屏，浙江鄞县人，民国29年就做了余姚县长，第二年的4月21日，即日寇入侵县城的两天之前，带着县政府里的一班人马，出南城向四明山方向逃跑，从此以后就在浙江中部的群山之中辗转流亡。 由于任职之地已在余姚的县境之外，无法向老百姓征收钱粮，在工作和生活上都遇到很大困难，苦苦支撑了一年后，蔡县长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好辞职让贤不干。大概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吧，民国31年4月上任的蒋先启、11月上任的夏达材、民国33年上任的王文贵和民国34年1月上任的孟铸等4人，都是就任时间非常短的县长。 按照民国时期不成文的规定，本县人一般不得担任当地的行政首长。可是蔡竹屏等都不是余姚人，但都无法坚持艰苦的抗日岁月。民国34年6月，浙江省主席黄绍竑破例委任余姚人倪永强当县长，总算是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 倪永强所以能够坚持，主要是靠他的人头很熟，他派人到上海，找到许多在上海做生意的姚籍商人，请他们支持余姚流亡政府。上海商人热爱家乡，都解囊相助，使倪永强度过了别人无法度过的难关。可是倪永强的任职时间也不长，县政府返回余姚之后，再也没有必要向上海商人募捐度日，省里决定由非姚籍人士詹世骝出任县长。 倪永强，清宣统元年（1909年）生于余姚周巷（今属慈溪市）。当他到达启蒙年龄时，到天河桥7号一所私人开办的学馆开蒙；两年以后转入义三乡区立第一小学，初小毕业后与蔡水湘和王节和等同学一起考入余姚县立高级小学（简称县高小）。他最后的学历是在民国15年，宁波四明中学高中毕业。 当读高小的时候，他的行为举止就有点与众不同，并不是他家里困难，却要别出心裁地搞勤工俭学，晚上跑到虞宦街（今天的新建路）做小生意。他在桐江桥附近摆了一个小小的饮食摊，没有灯光，还挂起两只手电筒来照明。 四明中学里更积极地参加社会活动，毕业后很快加入国民党，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各种政治活动。由于他的思想比较激进，蒋介石清党时有共党嫌疑，一度被捕入狱，送入杭州反省院。民国18年获释后，派遣回到余姚成为县党部执委会的候补委员，负责周巷、庵东、长河三区的教育工作。在他的主持下，把余姚县立第二小学从泗门迁到周巷。 民国27年，他从余姚跑到方岩，在流亡到那里的浙江省党部工作，不久之后被派到温岭担任县党部书记长。在此期间，他联合省参议院吴国昌，告倒刮地三尺的温岭县长——贪官夏高阳。 民国32年，省党部调任倪永强为余姚县党部书记长，并在天台上任。民国34年6月，省主席黄绍竑在天台破例委任倪永强为余姚县长（书记长让给王节和担任）。抗战胜利返回余姚以后，他很快遭到旅沪姚商的告发，说他贪污抗日经费。虽然到最后查无实据，但还是被免去县长之职，只好取代王节和仍旧担任书记长，不久又兼任县参议院议长。民国36年选为国大代表，参加第一次国民代表大会。 1949年，在国民党即将崩溃之际，倪永强仓卒出逃到上海，在安庆路借了一间小房间隐居不出，可还是在8月份被共产党逮捕，很快押回余姚，并移送宁波监狱囚禁。在拘禁期间，虽然经过共产党的耐心教育，仍旧顽固不化，自始至终坚决拒绝承认自己有罪。 1950年在龙泉山北麓的余姚中学大操场里召开万人斗争大会，公审倪永强。倪永强继续坚持他的反动立场，在斗争台上高呼反动口号。由于倪永强坚持反动立场，而且死不改悔，公审大会判处他死刑，立即执行！ 第三个：张光 现在知道张光的人，恐怕已经不多了。可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编写的余姚和慈溪的地方志里，在《周巷镇志》里，都记载了这位张同志的事迹。他是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派到余姚来工作的县委书记，民国34年4月在临山夏王宅村成立余姚县政府，张光被任命为县长。是年8月19日，新四军的三五支队光复姚北重镇周巷，余姚县政府也迁到周巷，张县长就在笔者的母校陈家祠堂内办公。 张光本姓陈，原名维栋，浙江诸暨人，清宣统三年（1911年）生。家境贫寒，小学毕业以后，家里没钱让他继续深造，他只好时而跟着哥哥种田，时而到附近的小学里帮助教书。他改名为陈未冬，考入府城绍兴的“浙江省立第五中学”的师资训练班。毕业之后又断断续续地当了几年小学教师。 民国26年全面抗战爆发，陈未冬向往抗日和革命，与友人结伴投奔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返回家乡进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活动。 为了地下工作的需要，陈未冬好几次改名，第一次更名为张春松，并被选为中共诸暨县委书记。民国30年皖南事变以后，国共之间的摩擦加剧，上级决定各县的干部大调动，诸暨干部与余姚县对调。是年3月中共余姚县委特派员张春松带着夫人钟学意，第一次到达余姚境内的周巷，经西街头地下党员雕花阿宝（竺永慧）的介绍，租赁老中医单序三家的一间店面房子，开设一家旧木器商店作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 到余姚后的张春松又化名傅春林，民国30年夏历四月初一，有一家旧木器商店在周巷西街开张，老板就是傅春林，老板娘为钟学意。民国3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谭启龙领导成立浙东区党委。傅春林再次更名为张春松，担任三北地委委员、组织部长。不久张春松到余姚逍林区工作，化名张生光。 同年10月，张生光去姚西一带活动，还在临山东门头附近开设了一家专门手工生产和出售金鸡牌香烟的小作坊，为了租赁一间店面房子，对房东说自己名叫吴章生，吴章生公开的身份是香烟作坊的一个小老板。第二年三月，余上县委和它公开对外的名称余上办事处正式成立，这位吴先生身兼两职，同时担任书记和主任。当时的办事处要贴一张成立公告，上面签的大名是张光，这是张光向余姚县人民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张光这个大名从此才固定下来，以后近六十个春秋都没有改变。 民国34年4月，张光在临山正式担任余姚县长，8月19日随部队回到周巷，还在海莫村的大操场里召开庆祝抗战胜利万人大会。这是张光同志在周巷镇人民面前的公开亮相，得到周巷人民的热烈拥护。 重庆谈判之后，张光随军北撤，渡过杭州湾，各路大军在青浦会合后继续北上，最后撤到山东境内。经过整编，搞地方工作的张光变成了军队里的一员，成为新四军某师政治部的干事，以后又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随军参加过许多重大战役。 民国37年以后，国共两军的战略形势发生了逆转，解放军开始转入反攻，张光又随军南下，从山东、河南、安徽又打回浙江。1949年5月3日，张光随军解放杭州，很快又转业回到地方，担任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里的干部。从此以后的几年，虽然工作经常变换，但一直没有离开杭州，这段时间对张光来说，算是比较平静的日子。 可是好景不长，到1958年初，张光竟被某些人打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著名的“沙文汉、杨思一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的骨干成员。一个跟随共产党20多年，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半辈子的张光，连做梦也不可能想到，自己竟会成为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1961年，张光被摘去右派帽子，但仍旧是一个没有帽子的“摘帽右派”，直到1978年，张光已经退休，才被平反改正。以后，总算是恢复了离休待遇和其他的政治权利，安享晚年生活。2003年因病去世，享年9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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