圭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礼器，西周时期周成王“桐叶封弟”故事中的器物主角就是圭，姬诵“削桐为圭以与叔虞”，在游戏中把削成圭形状的梧桐树叶赐给弟弟，封弟弟为诸侯——即唐叔虞，这就是后来晋国的开国诸侯。
按照周礼所载，圭是周代等级最高的礼器、是诸侯等级身份的最主要的标志，《周礼·春官·太宗伯》称：“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只有王、公、侯、伯等高级贵族才能使用玉圭。
圭在祭祀、盟誓、随葬、交往等活动中也承担多种重要的功能，发展为坦诚相见与统一标准的代名词。到东周时期礼崩乐坏列后国诸侯均僭越周礼，为补玉圭的不足而大量使用石圭、陶圭。
相较于东方列国，位于西部的秦国在用圭方面则有更突出的变化，春秋到战国早期圭的材质多样且不符合周礼所载的使用规定，到战国中晚期随着商鞅变法割裂了周礼的影响，秦国在礼器圭使用方面又呈现出断裂性，这直接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秦国用圭与圭类型的来源
秦国的圭礼器与用圭制度来源有二：一是新石器时代陶、石、玉圭。新石器时代晚期生产力比较发达，阶级已经产生、原始国家形成，各种象征身份、地位、权力的玉材质礼器纷纷出现，圭就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种，据考证是由生产工具铲、凿或锛演变而来，它盛行于山东地区龙山文化，如国家一级文物山东两城镇兽面纹玉圭。
秦人先祖来源于东方的东夷部落，史书所载嬴姓先祖是少昊。少昊在嬴水之滨出生而得嬴姓，就是流经今山东莱芜嬴汶河。虽然在新石器时代嬴氏部落十分弱小，仅作为强势部落的附庸，不过却受到了东方文化的强烈影响，图腾、器物崇拜皆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新石器时代圭当是秦文化用圭的一个源头；
二是商周时期的玉圭，商周时期国家正式形成各种礼仪制度完善，已经有详细的用圭制度并对各种圭的类型做出规定，商代的玉圭多出于高规格墓葬作为陪葬品，西周时期在祭祀遗址、墓葬中均有出土，“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觐执焉，居则守之。”
周王所分封的诸侯每逢朝贡述职觐见都必须执圭，若有过失则由周王收回圭以观其效，随后另行册封或夺爵。
种类有镇圭、桓圭、信圭、躬圭等十七种，一般地位越高作为身份代表的玉圭就越长。秦国作为西周末年分封的“侯”爵，同样也应遵守西周礼制、沿用西周的用圭制度。
秦国圭的形制与使用制度
从迄今发现的圭文物结合出土地点来看，秦国的圭的形制与使用制度具有与东方列国迥异的特点：从形制、材质上来看，第一是圭形制简单。基本为一端尖首、一端方头的长条形状，素面无装饰图案。有大小形体差异，长度在30厘米至10厘米不等、宽度3至5厘米，厚度基本一致为0.5厘米，结合《周礼》中规定的用圭制度来看，秦国圭在形制上表现出大程度的简化，仅仅以“长短”来区别不同用途、性质的圭；
第二是材质多样但玉质圭数量却极少，迄今发现的秦国玉（青玉）材质圭仅有十余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陕西户县宋村秦墓出土的一件玉圭，为苍玉制作，是迄今发现最长的秦国玉圭，放置在墓葬中的“脚厢”内。
此外发现的秦国多石质或陶质圭，这两种材质的圭在形态上仿制玉圭，石质多为灰白色岩石磨制而成，模拟青玉圭，少数为黑色。石质疏松，制造比陶质圭的制造稍微精细。陶质圭则全为红陶，质量极差，在墓葬中出土时多断裂或碎裂成粉。可见石、陶圭只作为随葬明器而没有其它用途。
首先，从用途和使用制度来看，秦国用圭制度简单——圭用途单一。
从周代玉圭的发现结合文献记载来看，圭应该有象征身份地位、祭祀天地鬼神和国家交往信物（凭证）等多种作用，但秦国独有的祭祀文化传统与周代礼制不太相同，加之东周时期除秦穆公称霸之外，秦国一直因为位置偏僻、爵位低、国力弱而被诸侯鄙视，东方诸侯有时甚至将秦国和西戎混为一谈。
秦孝公发布求贤令时感叹：“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可见秦国很少与列国交流。所以，秦国用圭仅仅局限在象征身份地位这一种用途，从考古发现来看也是如此——圭基本出土于秦人墓葬中。
其次，秦国创制了成套圭随着制度，圭作为周代最重要的礼器一般以单个出现，即使在僭越现象普遍的东周时期，东方列国也无成套使用的实例。而在秦国墓葬中则多见成套使用圭的现象，如凤翔八旗屯秦墓地，墓主身份多是大夫、士级别，许多是以大小不同的3、5、7单数一套组合放置于墓葬棺椁顶部，推测墓主并未真正理解圭的使用制度及礼器意义，而是简单将圭与同时期成套鼎簋看成同类性质的礼器，才出现以一套圭礼器来彰显身份地位的现象。
最后，是秦国用圭制度存在断裂性消失，这是秦孝公商鞅变法所致。春秋至战国早期秦国基本遵循周礼所以各类礼器均模拟周文化器物，这一阶段秦人用圭制度与中原类似，上至大夫下至庶人墓葬中都出土有20厘米左右的石、陶质圭，在整个墓地中出现随葬圭的墓葬比例也很高。
但是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实行封建制，商鞅建立的军功爵位制使普通人也可以晋升为新贵族，这不但有力打击了旧贵族的势力，而且完全破坏了秦文化对西周旧礼制的继承与延续性，军功升迁改变了秦国人的价值观，秦人“贪狠强力、寡义而趋利。”这让圭礼器的使用失去了生存的社会基础后迅速消失。
秦国的圭礼器对后世的影响
秦国的圭对后世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春秋至战国早期和战国中晚期两个阶段。在春秋至战国早期，秦国与东方列国同样都越级使用玉圭并制造滥用石圭、陶圭。
若按照最初的分封级别秦国仅是“侯国”，只能是国君和极少数贵族才能用圭，但是春秋时期秦候自比公王，国内大夫、士族也僭越自比列国诸侯，这激增了对圭这种礼器的需求，使质量极差的石圭、陶圭成为流行礼器，这种滥用导致圭作为礼器的地位与严肃性急剧下降，进而衍生出圭璧等其它杂合形制器物。
战国中晚期秦国变法以后不再使用圭作为礼器，这种断裂性对后世影响深远且巨大，随着秦统一天下使圭的使用制度基本消失、圭器物也退出了历史舞台，逐渐成为一种鲜为人知的古代礼器。
汉代及以后历代虽然通过考据周礼恢复了圭形器物，但已与本国的礼仪制度无关，圭礼器相关使用制度也从未完全复原，而是根据历史国情结合周礼进行一定程度的创制，这使圭逐渐演变为其它器物，如后世大臣上朝所用“笏板”。
圭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礼器。器型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的生产工具铲、凿或锛，商周时期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用圭制度和各种类型圭的形制。秦国圭的形制与使用制度有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两个源头，在学习仿照周礼的同时也有自己的特点，如形制单一、材质众多，用途单一，其中最有特色的是成套圭随着制度和用圭制度存在断裂性消失。
秦国滥用礼器圭，导致圭作为礼器的地位与严肃性急剧下降，从而衍生出圭璧等其它形制器物。秦国用圭制度存断裂性在秦国统一天下后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使圭礼器直接退出了历史舞台，演变为其它器物。
二、记录皇帝下达的旨意，有的时候皇帝说的内容也挺多的，要是记不下来难免会遗忘其中的一些事情，如果真的遗忘了皇帝下达的事情，那后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