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机制：垃圾分类成功的运行机制
第一，共识凝聚机制。
爱建居民区之所以能够成功推行垃圾分类，共识凝聚机制是至关重要的。原来，爱建居民区的中华别墅区有前后两个垃圾站，居委干部认为，既然搞垃圾分类，就索性搞彻底，撤销后面的垃圾站，全部集中在小区前面的分类垃圾站。但也有人担心，这可能会让后排居民感到不方便。可在随后的民意调查中，这一顾虑被打消。今年4月起，中华别墅区垃圾分类宣传动员工作启动，居委会向每家每户发放了意见征询表，同时利用支委会、居代会、楼组长会和上门宣传、海报张贴、微信号等多元宣传方式，来推广绿色环保理念，告知分类工作要求。居民区书记徐秀这样说道：“没想到民意反响非常好，居民们都赞同取消后排那个垃圾站。95%的居民都认为垃圾分类是好事，就应该这么做，看来是得人心的事。”在凝聚共识的过程中，有三点极为重要：一是基层党组织对社区治理基础、社区公共意愿以及社区公共议题的分析与提炼。二是基层党组织、居委会在社区进行的民意调查、民意收集和民意归纳。三是社区对垃圾分类的宣传。
第二，示范带动机制。
示范带动机制，将垃圾分类行动从一部分人逐渐扩展到所有居民，将不遵守规则者、搭便车者以及消极的行为者，拉入了积极行动者的队伍中来。爱建居民区按照制度设计，每户居民需从源头分类、定时定点投放。早上7:30—9:30、晚上6:00—8:00是垃圾集中投放时间。居委会为此组建了一支由党员、楼组长、居民骨干和物业人员组成的40人志愿者队伍。每天早上7:30—晚上20:00轮班在小区垃圾房前蹲点督促，劝导居民对混装垃圾进行分类，亲手示范如何投放。示范带动机制是爱建居民区垃圾分类成功推行的一大秘密。
第三，内生压力机制。
在中国社区中垃圾分类的背后，党建引领+居民自治的逻辑孕育出来的，不是外生控制和惩罚机制，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内生压力机制。如果内生压力机制与政府干预机制、利益相关机制相结合，中国推行垃圾分类的时间会大大缩短。这一内生压力机制在制度和规则上的体现如下：(1)建立数据统计机制，通过志愿者的蹲点值守，详细记录每次居民垃圾投放、分类情况，形成数据记录册，实时掌握小区垃圾分类动态情况。(2)设置红黑榜公示家庭垃圾分类情况，根据数据记录，定期公布垃圾分类红黑榜，表彰分类良好的家庭，督促分类不彻底的情况，促进居民垃圾分类习惯形成。(3)建立大件垃圾定点堆放“双告知”制度。通过两次告知，即居委上门告知和物业收费时告知，通过向装修住户发放告知单，明确定点堆放要求，提醒装修期间安全事项和房屋法规宣传。内生压力机制不同于冷漠的外部监控机制和外部惩罚机制，是党建引领+居民自治这一中国治理逻辑的必然产物。无论是在熟人社区还是“熟悉的陌生人”社区中，内生压力机制都是通过面子机制、声誉机制得以发挥其效力的。
第四，专业辅助机制。
垃圾分类，不是简单地将垃圾分为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两种。现代社会对垃圾治理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其分类标准更加严格，其分类方法更加专业。所以，垃圾分类既是一项居民参与性的治理任务，也是一项专业性的治理任务。在这一背景下，虹桥街道积极推动专业化社会组织对爱建居民区垃圾分类介入和指导。在推进实施小区垃圾分类的过程中，爱建居委还积极与社会组织开展联合，引入专业力量，增加工作效能。例如，将小区活动室的屋顶改造成菜园，实施党员志愿者包干管理，收集餐前垃圾制作酵素肥料和酵素产品，用于菜园施肥，蔬果成熟后为小区孤老、高龄老人开展爱心送菜。通过“一平米”菜园这个小小环保实践载体建设，让居民切实感受到垃圾分类资源再生循环的实际过程。爱建居民区成功地推行垃圾分类，也得益于社会组织的技术指导和专业化辅助。专业辅助机制将社区中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议题和事项，转化为一种积极的治理能量和治理成果。
第五，政社对接机制。
过去，很多社区垃圾分类之所以不能持续性推进，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政府环卫部门与社区垃圾分类的成功对接。爱建居民区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在2011年，爱建小区曾推行垃圾分类，一开始也是轰轰烈烈的，可后来居民发现，自己辛辛苦苦前端分好，垃圾车一来，轰隆一下又混在一起了，积极性大为受挫，最后垃圾分类不了了之。政社对接机制对保证社区垃圾分类的可持续性推进是极为关键的。反过来看，社区垃圾分类也将会带动政府垃圾处理工作的改进。垃圾分类将直接驱动政府环卫部门垃圾治理理念、垃圾治理流程以及垃圾治理体系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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