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二者都通过对某种社会文化状态进行透视，进而为人类的生存提供新的观念和前途。 马克思考察的是以工业化分工生产、私有制、雇佣劳动、自由市场竞争为经济基础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其目的是实现人的解放。
而当时的儒家和道家面对的则是以中央权威和分封制为基本形式的上古氏族体制走向崩溃，整个社会陷入混乱和大变革之中的早期农业社会。所以，对于现实社会的批判、对于新的社会状态的憧憬、对于人所处的各种关系及其主体性的思考，成为二者共同关注的理论主题。
2 二者都排斥寻找世界始基和构建终极体系的“形而上学”，自觉地将历史作为其理论阈限。 马克思哲学不是一个抽象的逻辑体系，而总是与具体的社会历史过程相联系。同样，中国古代儒家道家对于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就是将上古氏族社会的巫术礼仪理性化、经验化和情感化了。
天、帝、神、鬼等超越人事的神秘存在和神秘力量在先秦儒家的理论内容中看不到了，代之而起的是以祭祀祖先为核心规定性的“礼”和明确人际关系和人格尊严的“仁”、“义”、“忠”、“孝”、“信”等经验化的社会历史范畴。
3 二者的共同目的都是为人提供现实的生活智慧和终极关怀。 马克思具体考察了人类的创始史和压迫史，并且在历史的这种矛盾中揭示了人类获取自身解放的现实途径，不遗余力地考察人类获取自身解放的前提、可能性、方式和未来。而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代儒道哲学则表现的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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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作者邴正，主要内容为人与文化的矛盾是人的自我矛盾。文化是人的本质对象化的成果。人与文化的矛盾是人自我分化的结果，是发展性的矛盾。
人与文化的矛盾是人的自我矛盾。文化是人的本质对象化的成果。人与文化的矛盾是人自我分化的结果，是发展性的矛盾。人与文化的矛盾是实践造成的，只能通过实践的发展来解决。人与文化的矛盾的主观方面，表现为人的自我意识与文化的矛盾，人通过创造文化实现自我意识并完成自我认同和自我否定。
人的自我意识与文化之间存在互相批判的关系。文化弥补了人的存在的非理想性，是人追求的自我完善的动力。因此，文化又是人的自我否定的过程和表现。文化是二重性的，既是人的自我肯定，又是人的自我否定。
人与文化的矛盾已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主题。现代精神的实质也就是人的自我批判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现的主体意识，就是这种现代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标志着人类自我意识从自我迷信进入了自我批判、自我反省和自我控制的阶段。研究人与文化的矛盾，也必然成为当代哲学与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
儒家思想，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从事丧葬行业的司仪，后来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影响深远。它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
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儒学”、“儒家”、“儒教”这些概念要分清。儒学作为一种学说，儒家作为一个阶层，儒教作为一种信仰，三者相同也不同，需要区分开来。
对于中华民族宝贵的传统文化，中国现有的一切都是以传统为基础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当代很多外国思想家正在反思社会的运行模式和走向，并感觉到了其中的潜在危机。很多思想家反思的结果就是：把目光投向中国，而他们关注的焦点就是中庸思想。
中庸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和重要性必将日益显现出来，这一点已经有所表现。中庸之道是世界上最具有连续性的文化，也是中国众多文化流派中最具有价值的核心精神和观念。
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领导哲学从阐释世界与人生最本源的规律出发，得到了对领导理论最精辟的阐述和分析，并且对领导的内涵做出了最为本质和精准的界定。“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变；不明其得失，无以获从入之途。”当代发展儒学思想主要用于企业的管理，应用儒学思想延伸出的领导力智慧是当代企业领导者的必修课，在企业管理方面的应用已经成了当代管理者核心理念。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儒家思想 百度百科-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
马克思主义和儒家都包含文化的共性，因此这二个体系之间便有了许多相似或相同的部分。总的说来，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有七个方面的相似或相同之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历史观中的唯物论因素、民主主义、人道主义和大同的社会理想。这七个方面又可归为三类：哲学世界观、政治思想和社会理想三个方面。
1、哲学世界观方面相同之处是最多的：它们都崇尚理性以理性取代宗教信仰；都否认有一个造物主存在,都强调世界的统一性；主张统一于物质（气）；都主张宇宙是运动发展的；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处于不停的变化中；都主张事物运动的原因是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一阴一阳之谓道）；都认为思维是物质的一种功能和作用等等。
2、在政治思想方面,说两者有相似之处更为恰当。群众路线和民本思想；任人唯贤和举贤才；社会主义和大同思想都是有相似之处的。
3、从哲学类型上讲双方都是理性主义，承认客观规律的存在；在方法论上，都强调或偏重于辨证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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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它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组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人类关于自然科学、思维科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于19世纪40年代创立的，并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发展和完善的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体系。
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士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社会化教育。从施教的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民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派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的不同之处在于儒家思想的治国理念是以人伦体系为基础的，孔子首先从个人修为发展到家庭关系，再由家庭关系发展到社会关系，最后由社会关系推理出治国理念，因此儒家思想虽然是经世济民学说，却是以伦理学说的面目出现的，其全部学说的出发点是微观的，就是一个字："人"。而马克思主义则不同，马克思主义是应工人运动的实践而产生的，它从产生起，就主要用于指导社会制度之改造，无论辩证唯 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论还是科学社会主义，都是从大处着眼，其全部学说的出发点是非常宏观的，就是一个词："阶级"。因此，同是经纶之学，儒家更能贴近人的内心，马克思主义更适宜指导科学与社会实践。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马克思主义百度百科-儒家思想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有着如下明显的不同之处：
1、源出的文化背景不同
马克思主义直接生长于欧洲的文化背景之中。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伯尔基说：“马克思主义根本上属于欧洲政治社会理论的主流传统。”[1] 这里所说的“主流”，在文艺复兴之前主要有两个：一是基督教的传统，它在世俗生活层面上表现为宗教道德规范，在精神生活层面上表现为超越理念；一是形而上学的传统，这个传统虽然早于基督教几个世纪起源于古希腊，但罗马时期基督教的传入使希腊的传统中断了，欧洲人直到15世纪才真正复兴这一传统；随后又形成了欧洲近代的第三个传统，即人文主义的传统；17世纪欧洲开始工业化，至19世纪形成了第四个新的传统，即科学主义的传统。
超越的传统、形而上学的传统、人文主义的传统和科学主义的传统，这四大传统可以概括近代欧洲文化的主要特质。马克思主义就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脱颖而出的。它继承了欧洲的文化传统，又超越了这种传统。
儒学产生的文化背景则很不相同。儒学分传统儒学与新儒学。孔孟原始儒学形成的文化背景主要源于两个“基因”，一是农耕文明，一是血缘家族文化。农耕文明催生了以自然律（“道”或“理”）为基调的中国形而上学，血缘家族文化滋生了别尊卑、分贵贱、重“亲亲”的宗法伦理观念。除这两种“基因”之外，自隋唐尤其宋代新儒学诞生之后，以皇帝为中心、以各级官吏为骨干的皇权官僚制度，成为政治儒学的现实基础，新儒学就是这种皇权中心主义和封建士绅官僚制度的精神折光和文化替身。
随便也说一下现代新儒学。现代新儒学是20世纪传统儒学跌落之后、欧风美雨风靡华夏大地的产物，即为一种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救亡与启蒙等新旧杂揉、中西交汇之文化转型期的精神现象。现代新儒学跟传统儒学与宋明新儒学在性质上根本不同，把它不归列为儒学亦可。因为现代新儒学说到底仅是打着儒家招牌的现代意识形态，他们对传统儒学的诠释，不仅背弃了原始儒家质朴平实的实用理性主义原则，而且其谈心说性的“新玄学”趋向显现出确凿的宗教意蕴。现代新儒学本身内部的结构成分也复杂，但都以揭橥“复兴儒学”为其共同特征。
2、反映的时代精神不同
时代精神标志着特定时代的总体性、普遍性的精神风貌和思维水平，它支配和影响着时代的价值取向。时代精神具有一种前驱性、进取性的特质，是社会心理和文化内驱力的总和，因而具有正面价值。任何一种时代精神，通常都是通过哲学形式表现出来的。马克思说，哲学家是自己时代的产物，这个时代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因此哲学是“文化的活的灵魂”、“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2]。
马克思主义和儒学产生在不同的时代，代表着不同的时代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于欧洲工业化发展历程整整二百年之后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熟的时代，这一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化的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不可克服、经济和社会的危机无法避免，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无产阶级作为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和先进的生产力登上了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这种强大的政治力量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3]
相较之下，原始儒学创立的时代是一个“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孔子的儒家哲学反映了这种乱世求治的时代需求。尽管孔子是以“恢复周礼”、缅怀“三代”即向后看的姿态阐述了“克己复礼”的微言大义，然而他向乱世思治的人们揭示了一个理想境界中的王国，这在当时无疑具有“价值中心”的意义——对于一个民族的凝聚力来讲，“价值中心”十分重要。除此之外，孔子在删编“六经”和创办学校等文化教育事业上做出了贡献，故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圣人。但由于相隔二千数百年的历史跨度，孔子创立的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各自所体现的时代精神并不是同一时空层面上的精神产品，其历史势位孰高孰低，可以说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
3、立基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19世纪40年代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进行了精彩的描述：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资产阶级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东方屈服于西方；资产阶级把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4]这是一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和经济发展的画卷。
中国儒学诞生时春秋末年的生产力状况和经济水平无法与其同日而语。马克思曾把人类社会按生产力水平的进步分为三大形态，即人的依赖（依赖自然力的必然王国），物的依赖（异化劳动的资本王国）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人类彻底解放的自由王国），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而儒学产生时尚未摆脱早期依赖自然力的低下的生产力水平，这种生产力水平造成了父系家长制的人身依附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状况。其实，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对哲学并无直接和绝对的作用，正如恩格斯说：“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这一作用多半也是间接发生的，而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则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5]恩格斯把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作用特别提领了出来。
4、代表的国家观念和意识形态不同
马克思主义是近代先进的物质生产力的代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它反映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新旧对立的两种生产关系之间的斗争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因而是斗争的哲学、革命的哲学。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是“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6]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性便与现存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根本对立，因为它绝不是现存国家的维护者和卫道士，而是它的摧毁者和掘墓人——这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革命性的体现。在消灭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革命斗争中建立无产阶级执政的人民民主的新型国家政权，再通过这种国家政权形式最后实现无国家形式的共产主义。相较之下，儒学意识形态就不具有这种革命性。儒学在其创立时期虽然也代表着非权贵群体的利益，但说到底是没落贵族阶级的阶级意识。降至汉唐之后，长期以来它是维护封建皇权利益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官方哲学，而时下主张“儒家资本主义”的现代新儒学则属于现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总之，在阶级性、革命性上，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属于两种根本对立的意识形态。
5、执行的社会与文化功能不同。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上升为支配型的意识形态，由于意识形态地位的变化，其功能也相应地发生改变。首先，马克思主义体现了无产阶级政权的根本利益和最高理想，因而具有价值功能。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宗教观、艺术观、道德观和政治法律思想之中，构成了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因而具有指导功能。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它具有科学地洞察事物、预测未来、实现决策和达到既定目标的理性工具功能。第四，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性的精神体现，因而具有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功能和变革功能。第五，作为社会主义的主导型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具有促使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动态平衡功能和调控社会生活的功能。第六，创新价值是人类精神能动性的最高表现，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源泉，因而马克思主义具有创新功能。
相比之下，儒学在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也发挥着强大的意识形态功能：它反映中国封建社会物质生产关系和中国封建制度本质特征，它论证皇权中心主义的天然合理性，它统领“天下”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精神生活，它以“华夷之辨”为“三教”排序且享受“独尊”的殊荣，它立基于农业文明规定父系宗法血缘制度的千年不易性……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儒学在解决“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关于国家、民族命运的历史大课题下，不得不让位给马克思主义，不得不退居“民间”。尽管时下回响着“复兴儒学”的呐喊，但儒学要想恢复昔日的“独尊”荣光，似无任何可能。
二、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异中之同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的相异之处，无法遮蔽二者之间的共同之点。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生根、开花、结果，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心理和学理性根据。
第一，两者在反对宗教神学世界观方面具有相通之外，即它们都具有无神论的共同特征。过去在“左”的思潮影响下，把孔子所创立的儒学划归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其实，孔子不讲“怪、力、乱、神”，对当时流行的祭祀神学保持着距离和怀疑主义的态度，《论语》中没有“创世纪”的观念和关于“一神教”的任何启示，后世儒家不乏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大师，其无神论的趋向是鲜明的。孔子之后，荀子继承了孔子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和无神论传统，汉代王充的哲学建立在物质性的“气一元论”之上，其“疾虚妄”的经验主义是孔子实用理性和怀疑主义的传承。南北朝时期的范缜撰写《神灭论》，唐代傅奕强调“生死寿夭本乎自然”，他们都是儒家中反对佛教神学的杰出代表。这种传统自秦汉至明清，从王充到王夫之，汇成了中国儒家的主体精神特征之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无神论，但在此之前，欧洲历史上的无神论是个贬义词，即使是最杰的无神论者，譬如斯宾诺莎，只有打着“神”的招牌才能免遭迫害。马克思主义不仅以一种彻底的反宗教、反神学的理论面目出现在欧洲思想史上，而且还以科学的精神揭示了宗教神学的欺骗本质。虽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改造理论与儒学很不相同，但它们都反对采取超人间的力量改造社会，都拒绝来世的观念，主张重视现实人生和现实社会。就此而言，中国儒学史上的一些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大师们与马克思、恩格斯确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第二，两者在实践观上具有相通之处。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第一的观点，据此有人把马克思主义简称为“实践唯物主义”。然而，重视实践、拒斥玄虚也是儒家哲学的基本特征。“实践”在孔子那里被称为“行”或“习”，孔子的哲学本质上就是一种平实的习行哲学，恰在这一点上，唯心主义大师黑格尔指责孔子哲学缺少“思辨”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对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进行扬弃、引入实践范畴后形成的。从孔子到荀子、王充，再到明清之际的“实学”大师顾炎武、王夫之、颜元、戴震等人，无一不重视实践、实行，他们在对“知行”关系的论述上，颇多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契合。
当然，儒家的实践观更多强调的是道德实践。在王阳明的心学里，实践甚至包括着意念与心理活动。实践只能是社会的实践，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概括了实践的本质特征：“哲学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 “改变世界”就是“革命的实践”。儒学的实践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在学理上虽通，在内容上却异，足见二者之间“异中有同”，“同中有异”。
第三，两者在辩证思维方式上具有相通之处，这已被中外许多研究者所注意。如美国学者斯塔尔就认为，辩证法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比在欧洲的文化传统中影响广泛而深刻，因为辩证法在古希腊思想的根源上萌生之后，没等到牢固地扎根就“被抛弃了”，相反，却被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所取代。只是到了德国古典哲学家尤其到了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才获得了重生。黑格尔的辩证法与其说是古希腊的，不如说是中国的。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即“正反合”公式，在希腊哲学中何曾出现过？但在黑格尔之前，中国儒学的《易经》和汉译本的佛经早已明确表达了这种思想。斯塔尔写道：“辩证法在其最早的创始人那里，具有一种三合一的结构，对立面的两个互补要素被包含在第三个要素之内，这是一个不变的框架，冲突就在这个框架内发生。……中国的太极图就是这种框架的象征，阴阳的冲突被束缚在这个圆圈内。”[8]尽管后来黑格尔把这个圆圈打破了，使它变成了无数的概念思辨的圆圈，但也只是对阴阳辩证法原则的运用和发展，而不是这种原则的首创。
相对中国哲学自然图式的“阴阳辩证法”来说，康德、费希特尤其黑格尔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辩证法是主观的“概念辩证法”，而马克思把它颠倒过来，一变而为“唯物辩证法”。从“阴阳辩证法”到“概念辩证法”再到“唯物辩证法”，这也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三一”进行式，结果是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更接近于中国的阴阳辩证法——当然，它是在更高层次和更高势位上的接近。无论是何种辩证法，其核心只能是对立统一规律——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和“活的灵魂”。
第四，二者在历史观上具有相容之处。儒学非常重视从现实的物质生活根源中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因，认为人的道德和政治活动乃至国家的治乱兴衰与人的直接的物质利益和生活状况息息相关；儒学强调国家的根本是人民，政治制度、君主专制相对于民本来说都是次要的；儒家认为历史阶段的发展在于“势”（必然性），而不在于“圣人意”（绝对精神），即历史的进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王夫之用“理势合一”的命题阐明这一观点，提出了历史的必然性与规律性相统一的杰出见解，这些都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美国著名汉学家魏斐德甚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萌芽最早就产生在王夫之的哲学之中，他说：“在某些方面，这引起共鸣的主题让人隐约地联想到了马克思本人。”[9]
马克思曾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过：“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0]魏斐德把马克思的这句名言与王夫之的话对比之后说：“有时王的言论也颇像恩格斯。”“当王夫之把图式的识别和物质的自身运动（“势之必然处”）统一起来的时候，对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来说，他实际上是一位比列宁本人还要纯粹的历史唯物主义者。”[11]
第五，两者在道德观上具有相通、相容之处。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一方面承人的自然属性及其表现形式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认为只有用人的社会属性来规范自然属性才能达到人性的完善。如，儒家一方面承认“食色性也”，另一方面却主张用“为善去恶”的方法改造这种本能的人性；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把饥饿和性欲作为一种永久的动力，但却主张在改变客观世界的同时改变这种本能的人性。在针对人性的自私方面，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就在于鼓励人们不择手段地去满足个人的私欲，但共产主义革命就在于要提倡共产主义道德价值。伦理和道德的本质就是要对人的动物性本能进行节制，否则，人便等同于动物。道德是法律的底线，目的在于保护每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尽管马克思十分重视维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但他认为全人类的解放是个人解放的前提条件。这与儒家“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价值观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无怪乎美国学者窦宗仪说：“关于人的完善性，儒家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是一致的。”[12]
第六，两者在精神信仰和社会思想上具有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虽然反对超验的宗教信仰，但不等于说它们不具人类精神的超越性。然而，超越不是对人间的超越，而是对现实的超越；超越不承认来世的安顿，超越只承认今世的理想。理想境界是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的完美统一，只有通过现实人的世代努力才能最终实现。问题在于，儒家的大同理想是“乌托邦”，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是社会科学和社会运动。二者有心路关联，在社会主义学说发展史上，儒家的“大同”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处于由低到高同一梯路的两端。
总之，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诸多方面相通相容。这种相通相容绝不意味着完全一致，而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马克思的无神论是科学的无神论，而儒学的无神论具有自然神论的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是科学的实践观，而儒学的实践观则是道德的实践观；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革命的、彻底的、唯物的辩证法，而儒学的辩证法是相对内敛的、素朴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是建立在阶级分析之上的革命的人道主义，而儒家的人性论最后走向了僧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其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运用，而儒家的历史观则是自发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马克思主义阐述的共产主义社会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必然结论，而儒家的“大同”理想则是农业空想社会主义的一种典型范式。
三、儒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化土壤
然而，我们不可低估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的共同之点和那些相通相融之处的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共同发表的一篇国际述评中曾指出：“虽然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但是……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13]这说明，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空想社会主义和中国哲学与欧洲的社会主义学说和黑格尔哲学的“共同之点”早就被马、恩所注意到了。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哲学直接来源于欧洲近代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和黑格尔哲学，因此，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的某些“共同之点”已隐含其中了。有些学者对这些“共同之点”不以为然，他们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吸收过程。
英国学者李约瑟曾写道：“现代中国人如此热情地接受（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有很多西方人觉得不可思议。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竟会如此毫不犹豫、满怀信心接受一种初看起来完全是欧洲的思想体系。但是，在我想象中，中国的学者们自己却可能会这样说：‘真是妙极了！这不就像我们自己的永恒哲学和现代科学的结合吗？它终于回到我们身边了！”“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哲学思想正是他们自己所产生的。”[14]时下的中国人要真正理解李约瑟的话恐怕有一定难度。但如果放在五四时期，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会拍双手赞同李约瑟的看法的。如当年作为“五四青年”的郭沫若，在马克思主义风靡一时的上世纪20年代，他发表了一篇《马克思进孔庙》的小品文，其中写道：“马克思（对孔子）说：‘我想不到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一位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15]郭沫若的这种观点一直持续到他晚年，斯塔尔回顾说：“1972年，中国作家郭沫若在与法国政治家和作家阿兰·佩尔菲特谈话时讲道，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的思想都存在着辩证法的渊源。郭沫若认为，在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尔思想占据支配地位之后，西方思想已丧失了它的辩证性，与之相反的是，古代的辩证法在中国依然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思维模式。他确实认为……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概念可能都是从中国借用的。”[16]
郭沫若的看法并不是孤立的，他代表着整整一代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种心路历程不仅在中国存在，在中国以外的儒家文化圈的其他国家中也存在。如：“越南战争中的英雄武元甲在他的回忆中说，他之所以皈依马克思主义，一是为了抵抗帝国主义，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哲理和他所接受的儒家哲理最为接近。越南学者中坚持这种观点的大有人在。”[17]张岱年生前也说过：“儒学中有一部分与马克思主义是矛盾的、不相合的，但也有一部分内容与马克思主义并不矛盾，可以相合和互相补充。”[18]“中国古典哲学中有许多思想观念与马克思主义有相通互近之处。中国哲学中有一个唯物主义的传统，又富有辩证思维，这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有相互契合之处，这是应该深入理解的。”[19]
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决不是脱离人类文明大道孤立独进的封闭体系，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20]普列汉诺夫也说过：“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简单说来，这是现代唯物主义，也就是现今发展到最高阶段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的基础，早在古希腊就……奠定了。”[21]毛泽东也写道：“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他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22]正像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离不开全人类的文化资源一样，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离不开几千年中国文明的思想资源。
然而，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绝不等于“把马克思主义儒家化”，或者“把儒家马克思主义化”，而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即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23]的过程，是继承、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使之与时俱进的必由途径。由此可见，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是当代中国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和现实的课题，任何左的或右的、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