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物质流分析已成为欧美国家评估资源效率与环境影响的一种重要方法，并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9]。物质流分析理论认为，经济社会所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从根源上主要来自于环境与经济系统之间的物质流动，包括从环境向经济系统所输入的自然资源和从经济系统向环境所输出的废弃物。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取决于输入的自然资源数量和输出的废弃物数量，二者的数量越少，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越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越强。若要增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性，一方面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从环境获取自然资源的数量，降低环境遭扰动破坏的风险；一方面要推进资源循环利用，减少向环境排出的废弃物数量，降低环境污染风险。因此，可以采用环境-经济系统输入输出物质的重量作为经济发展对环境压力的衡量标准[10]。
虽然物质流分析的思想萌芽于100多年以前，但是较为成形的物质流研究思想直到1968年Ayres等关于经济系统物质与能量流动论文的发表[11]。随着物质平衡、工业代谢等概念的提出与完善，物质流分析方法逐渐从理论进入实践层面。日本较早引入了物质流分析方法，于1992年由环境署首次公布国家物质流账户[12]。次年，德国也发布了国家物质流分析结果[13]，物质流分析遂迅速成为环境经济领域的研究热点。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德国Wuppertal研究所等4国研究机构系统提出了物质流分析的框架与方法，并于1997年和2000年联合发布了德国、日本、荷兰、美国、奥地利等国的输入物质流和输出物质流[14,15]。之后，运用物质流分析方法对本国经济系统进行分析的国家不断增加，比如丹麦[16]、芬兰[17]、匈牙利[18]、英国[19]、巴西[20]、菲律宾[21]、捷克[22]、意大利[23]、瑞典[24]、中国[25]等。2001年，欧盟统计局发布了物质流分析方法手册，规范和指导各国物质流核算和分析[26]；2004年，奥地利资源管理学家Brunner等出版了《物质流分析实用手册》，系统介绍了物质流分析的概念、历程、方法与应用案例[27]；2008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了OECD国家物质流与资源生产率测算指导手册，包括技术指南、核算框架等[28]。这些手册的出版对物质流分析方法的推广应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国家尺度物质流分析基础上，近年还开展了区域尺度或全球尺度的物质流分析。德国Wuppertal研究所于2005年对欧盟15国输入、输出物质流进行了核算，发现欧盟15国资源利用与经济增长存在相对“脱钩”的趋势[29]。联合国环境署（UNEP）与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于2011年和2013年发布了1970～2008年亚太地区资源输入流与资源生产力核算结果[30,31]。Steinberger等人采用物质流分析方法对全球生物量、化石能源、矿石与工业矿物、建筑材料等自然资源开采量进行了核算，表明近十几年全球自然资源开采量迅速增长，在21世纪初每年约开采（470～590）×108t自然资源用以支撑世界经济的发展[32]。
地质环境是自然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物质大部分来自于地质环境，所排出的废弃物大部分也去向地质环境。Neuman-Mahlkau研究得出，全球社会经济每年所搬运的岩石物质总量为35km3，已经与外地质作用造成的岩石物质流37km3相当[33]。牛文元等统计得出我国社会经济每年搬运的土壤和岩石约为381.7×108t，是我国河流每年携带入海泥沙总量的76.3倍[34]。由此可见，地质环境与社会经济的物质流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目前地质环境与社会经济的物质流分析尚缺乏系统的研究，专门的地质环境与经济系统物质流核算尚不多见。
物质流分析在资源环境管理中得到了普遍应用，成为制定资源管理、环境保护政策的重要依据。欧盟采用物质流分析核算数据来监测、评估各成员国提高资源效率与促进环境保护的进展情况，推动经济发展资源利用的减量化，目的是促使经济增长与资源利用“脱钩”[35]。物质流分析方法具有物理意义清晰、方法先进、适用不同层面等优点，但也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例如，物质流核算的基础是各种自然资源开采利用的统计数据，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统计数据口径不一、含义不一、渠道不一；物质流分析主要跟踪反映物质流动的数量，难以反映物质流动的质量等。随着物质流分析理论的发展，物质流分析方法将不断完善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