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艺术境界。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
1、苏轼游记赤壁，推陈出新。首先，他记叙之体是虚拟的主客对答的结构形式。主客对答是赋体中的传统手法，主与客都是作者一人的化身。在《前赤壁赋》中，客的观点和感情是苏轼的日常感受和苦恼，而主人苏子所抒发的则是他超脱地俯察人与宇宙的领悟，而这一切则是通过呜呜洞箫、主客设问引起。其次，辞赋行文多用排比、对偶，即所谓韵文，此亦是赋的主要特点。但《前赤壁赋》每段首句或开头几句又多为散句。如首段“举酒属客”“少焉”为散句，第二段开头“于是饮酒”是散句，第三段客曰散句更多，第四段则以散句为主。可见，全文散句成份多处。但是，既然是赋，则应该用骈句或近乎骈句为主。《前赤壁赋》以四字六字为多，几同于“四六文”。读之于整饬中见参差，整齐中显自由。这样既显示了传统赋体那种特质和情韵，却又做到保留而不拘泥，讲究又不为束缚。最后，辞赋讲究声韵美。《前赤壁赋》多处押韵，却换韵较快。每段一韵或几韵不等，而且换韵处往往是文义的一个段落。如第一段的“天”“然”“仙”，第二段的“慕”“诉”“缕”“妇”，第四段的“鹿”“属”、“粟”“穷”“终”“风”，以及末段的“主”“取”与“色”“竭”“适”等。总之，《前赤壁赋》以文为赋，藏韵于不觉；借客设问，叹人生之如寄。用辞赋之语言形式，却又弃寻常之套路，以至象“若夫”“尔乃”“是以”等等也抛而不用。这是大家的苏轼兼取散文和辞赋的优点、手法作赋，是苏轼此赋出新处，亦是绝妙处。
一。以至于江动还是船移，御风还是乘云，是实景还是虚象，说是又不是了。然而，文章写得却是常景，正如清代文学家方苞所说，“所见无绝殊者（没有什么特别与众不同的地方），而文境邈不可攀”。文章写的是常景，是山水，是风月。但是，为什么又有如此感人的魅力呢？答曰：它的景是诗化的景情融合所致。 文章通篇以景贯串，“风”和“月”是主景，山川、江水辅之。首段“风”和“月”开卷。“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和“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几句，极凝练简洁点出风月，写出江景。接着，文章反复再现“风”和“月”形象。如歌中的“击空明兮沂流光”，客引曹操的“月明星稀”及“抱明月而长终”、“托遗响于悲风”，苏轼答对的“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都紧紧扣住了“风”和“月”。这种景物的连贯，不仅在结构上使全文浑然一体，而且还沟通了全篇的感情脉络。你看，秋江的清风，澄净的星空，月移船行。无边的风月渺渺入怀，人好像在仙界飘。正当主客陶然其中正感到一个“乐”字时，扣舷而歌却又引出了缠绵悲凉的洞箫声，刹那间情绪转向了莫名的惆怅。这是借景生情，景是情的外观；情由景生，情是景的内涵。文章接着下来，由“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句，再从客的口中，用曹操这个历史人物来抒发感情。当然，这中间，苏轼是借景物、地点的关合。最后，仍从眼前的明月、清风引出议论，即人们常见的山川、风月的变与不变、有穷无穷来感叹人生。可见，“风”“月”这惯常的景色，起始写来又极似闲笔，在《前赤壁赋》中却因为“空明”“流光”之景，生出“乐甚”“愀然”之情，而读者则是在不知不觉中为这常景打动，为这感情的抑扬起伏所吸引。因为，这景这情，有历史人物的业绩，有古战场的空寂，有作者的旷达和惆怅。文章正是这样由于景物的反复穿插，悲喜之情的不断消长，作者情感的痛快吐纳，使景情融合达到完美统一，使常景产生如此感人的魅力。 达观的人生境界 历来称《前赤壁赋》有《庄》《骚》文法，所谓潇洒神奇，出尘绝俗，此论固然不错。但是，文章留名千古，岁月遗芳，不仅仅是苏轼的文笔，还有他文章中深含的思想和哲理。《前赤壁赋》体现了作者什么思想和哲理呢？ 有人认为，“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感叹人生短暂，是文章的主要思想。甚至有人还会说，苏轼不过是在此文中主张“及时行乐”而已。我们认为此论有误。苏轼诗文浩繁，但是，象《前赤壁赋》这样充满思想、深含理趣的作品，应该说亦不算多。《前赤壁赋》以“风”“月”为主景，则文章思想和哲理亦包含在“风”“月”之中。我们知道，宋神宗元丰五年，也就是苏轼谪居黄州的第三年初秋，他与朋友驾舟黄冈赤壁下的长江中赏月游玩。苏轼当时政治上失意、仕途上受挫、生活上落魄，使他陷入苦闷与迷惘，这对一个封建社会的文人士大夫来说，是很自然的。但是，月夜美景和大江泛舟给他带来了舒畅心情，酒酣耳熟后凄怆的洞箫声扣舷而歌，使他从水的流逝、月的盈虚中领悟到物的变与不变。“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虚盈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水在流逝，月有盈虚，是变；但是前浪虽去，后浪再来，流水仍在，月也始终没有盈亏，这又是不变，也没有变。而随着水与月的长存无穷，每个曾经伴着长江与明月的生命也一样都会长存，都属无穷。这就是所谓的“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读文至此，我们难道不觉得文章的意蕴是积极的，揭示的人生境界是达观的么？ 虽然，文章中也有“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等语，但这对一个壮志未酬、岁月蹉跎的已近垂老之人来说，是共有的悲哀，也是世俗的悲哀。从这一点再去看“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就可以理解了。那可不是“及时行乐”啊，虽绝无惊世豪情，却乃寻常生活。谐写景、抒情、议论于一体，熔社会、人生、自然于一炉，俯察人与宇宙，充满人事沧桑与吾生有涯的感叹，凡此种种，皆为《前赤壁赋》使人们历久弥新爱读之原因，文章千古不绝之魅力。
2、苏轼的人生观：
审美人生与仕宦人生是极端对立的两种人生态度，官场生活与诗人本性，从根本上来说，是格格不入的：一个是戴着面具的政客，一个是赤子之心的诗人，一个极端需要官场应酬的虚伪，一个必须是肝胆相照、表里澄彻。苏轼的人生是一种典型的审美人生，即以沉浸于文学艺术的读书写作，赏玩人生宇宙的色相、秩序、节奏与和谐为人生愉悦。”在拜读了木师对苏轼人生态度的定义后，我深深有感，不光钦佩于木师对苏轼人生态度的豁达写照，还感叹于木师相教前人的一些评价又有了新的认识，这也使得我们这些弟子们有了新的内容。我在这里写的无非也只是简单的转述一下苏轼的生平来表达我队木师观点的赞叹，以及粗浅的谈谈苏轼人生观的。
苏轼具有以儒学体系为根本的人生思想，但仕途的坎坷又使他充满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又由于浸染释、道的思想而形成外儒内道的作风，具体则表现为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
首先，良好的家庭环境赋予他深刻的儒家思想。一生的仕途生涯是其实现经世济民思想的重要过程。苏轼出生在一个富有文学传统的家庭，祖父苏序好读书，善作诗。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曾对苏轼和其弟苏辙悉心指导。母亲程氏有知识且深明大义，曾为幼年的苏轼讲述《后汉书?范滂传》，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独生子砥励名节。当苏轼21岁离蜀进京时，他的学识修养已经相当成熟了。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象，这时候的苏轼，是怀着大用于天下的雄心壮志的。在此以后的仕途生涯，恰恰是他实现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的重要过程。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他22岁中进士，26岁又中制科优入三等（宋代的最高等），入仕后奋厉有用士之志。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而且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为此，在王安石新法之初他上书反对，结果被谪至密州。密州之迁是他在仕途上的第一次挫折。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苏轼是如何对待的呢？我们可以从他在当时写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中略窥一斑。
其次，坎坷的任途生涯又令苏轼的思想充满着出世与入世的矛盾。自22岁进士以来，苏轼一直在宦海中沉浮。神宗熙宁年间新法实施，苏轼虽然有志于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状况，但不主张遽变，反对“求之过急”，于是接连上书反对，自请外任，先后出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处地方官。后因作诗被指为“谤讪”朝廷，在湖州被捕入狱。又于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被贬为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团练副使。哲宗元佑年间，保守派执政，又因反对尽废新法而再度外调。绍圣初年，新党上台，被远贬惠州（今广东省惠阳县）、儋州（今海南岛），与黎族人民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后遇赦北归，病死在常州。可以说苏轼的一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在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第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北归。前后在贬所六年。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这虽然是其对政治事业的自嘲，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其坎坷的仕途生涯。这样的经历使他的内心充满了重重矛盾。例如我们熟悉的《水调歌头》，此词比较突出地体现出了苏轼当时的心情，充满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长期以来对佛老思想的濡染使他难以对今后的人生道路作出选择，是继续汲汲于仕途还是激流勇退。既向往“琼楼玉宇”的纯洁又嫌其寒冷，既憎恶现实社会的恶浊又留恋人世的温暖，在词里我们可以感知这一层深切的矛盾，激流勇退是好事，如“琼楼玉宇”般，但却是“高处不胜寒”。只能以月下起舞为胜境，千里婵娟为祝愿。从少年时就饱受濡染的儒学入世思想站了上风，不可能放弃长久以来的政治理想，于是倾向了“人间”，选择了仕途，只是在这当中又加强了自身的修养，即在个人生活中以佛老思想为主，采取一种宠辱不惊，名利身外的态度。“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是对当前情状的无奈，也是一种劝慰。至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则是一笔荡开，又用状似浅淡无意的祝福对未来作了规划。上阙中入世思想战胜了出世思想，下阙是理智与情感的交战，理智又战胜了情感。这也正是儒家思想与佛道思想的在苏轼内心猛烈的交锋。
第三，浸染释、道的思想又令苏轼形成外儒内道的作风 。并非苏轼对苦难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他是在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载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这跟他读书的过程有莫大关系。苏辙记述苏轼的读书过程是：“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在几次大起大落的仕宦经历中，苏轼却最终以“外儒内道”的形式将其统一起来。
第四，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是其人生观的最终表现形式。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也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如在黄州作的《寒食雨二首》，写“空疱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生活困境和“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的心态，语极沉痛。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黄州这座山环水绕的荒城在他笔下是“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多石崎岖的坡路则被写成“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东坡》）。岭南荒远，古人莫不视为畏途。韩愈贬至潮州，柳宗元贬至柳州，作诗多为凄苦之音。然而当苏轼被贬至惠州时，却作诗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支二首》之二）及贬儋州，又说：“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这种乐观旷达的核心是坚毅的人生态度和不向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所以苏轼在逆境中的诗作依然是笔势飞腾，辞采壮丽，并无衷疲颓唐之病。
总体看来，苏轼以儒学体系为根本的人生思想与木师提出的苏轼的审美人生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是在其人生的坎坷中慢慢的积累并最终形成的。他一生中几乎绝对离于仕宦人生，沉浸和陶醉在他自己的审美人生中，一生游历于千古风流人物之间，让我们后人世代仰望
陶渊明的人生观：
陶渊明:
归结起来,他的社会观和人生观都以“自然”为核心。他向往的社会是和平安宁、自耕自食、没有相互压迫和残害的社会；他追求的人生是淳朴真诚、淡泊高远、无身外之求的人生；他所喜欢的生活环境，也是恬静而充满自然意趣的乡村。这所有的理想都在《桃花源记》中。但在这背后，却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恶与不安，对人生短促深感无所寄托的焦虑。
3：从上面找。已经包括了。
如果嫌多就自己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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