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简介,要详细一点的

如题所述

司马迁(前145—前87年后),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一说山西河津)人,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130篇,主要记诸侯之事,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著有《史记》,又称《太史公记》,他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0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国历史悠久,史籍浩如烟海,历史内容丰富多彩,历史人物风姿万千。我们中华民族有一部令子子孙孙为之骄傲、为之神往的历史。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面对悠久而丰富的历史,究竟怎样去了解它、认识它并从中获得教益,受到启迪与鼓舞?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看来,怎样读史,确是值得认真思考、认真研究的。依我的肤浅看法,首先是了解和认识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其次是着眼于从历史中获得思想上的启示。这种启示,一是可以通过对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的认识而获得,一是可以从历代史学家对历史和史学的评论中去发掘。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而对于后一个方面我们似乎还有许多事情可做,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去深入思考。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有成就的史学家,都会以他们的心血凝聚起来的思想,留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启示。对此,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太史公司马迁。司马迁写的《太史公书》--后人称作《史记》,一方面展示了他那时的一部辉煌的中国通史,一方面凝聚了他对史学和历史的深刻的理解与认识。2000多年来,赞叹它、研究它的人不绝于时,证明它有巨大的魅力和不朽的地位。对于这样一部宏伟的历史著作所展示的历史长卷来说,在历史运动中的个人,都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这些角色和他们所活动的历史舞台及其背景,对今天的人们有些什么样的重要启示呢?对于这样的问题,不同时代的人都会有他那个时代的思想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而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人也会有属于他那个领域或视角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这是一部说不尽的“史家之绝唱”。尽管如此,在太史公的深邃的思想领域中,必有一些最根本的、对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人们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思想观念。 比方说,人们为什么要学习历史?人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或态度对待历史和现实的关系?这是有关社会公众同历史学之关系的最根本的问题,直至今天,还不断有人提出类似的问题来。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太史公早已作了精辟的回答。他写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这几句话是非常深刻、非常重要的。第一,他指出现实中的人们之所以要了解历史、认识历史,是把历史作为现实的一面镜子来看待,加以对照,作为借鉴,既不是把历史与现实等同起来,也不是要现实去模仿历史,二者是不应当混同的。这是明确地指出了古今的联系和区别:因有联系,故可“自镜”;因有区别,故“未必尽同”。第二,他指出了以往帝王“各殊礼而异务”,他们的制度、政策往往是不同的,但都是要达到治理国家的根本目的。可见“自镜”决不是混同古今。这两点,很辩证地阐明了“居今之世”何以要“志古之道”。可见,拒绝历史经验,是愚昧的;生搬硬套历史经验,也是不高明的。 又如,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否有自身的法则(即今天我们所说的规律)?如果有的话,人们认识这种法则有什么意义?这是人们学习历史、研究历史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而首先是认识历史之本质属性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应当坦率地承认,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为之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太史公司马迁也触及到了。他从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考察中,得到了如下的认识?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史记·货殖列传》序)这是把耕种、开采、加工、交换,以及交换中的贵贱变化等人们的分工及相互关系,视为符合于“道”的自然现象。太史公在讲到类似的经济现象时还说:“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又说:“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史记·平准书》后论)他认识到:事物发展到极盛就会转向衰落,有利的客观形势发展到了顶头也会转向不利的方面,这是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冲突而造成的,是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显然,人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对过往历史有一个大致正确的看法,而且还在于对现实的历史运动和未来的历史前景,会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比较客观的态度。 再如,历史运动主要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离开了人的活动也无从讨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各种问题。那末,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究竟应当在历史活动中扮演什么角色呢?这不仅涉及到人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认识,还涉及到作为个体的人在社会生活、历史运动中所具有的价值。历史上的思想家、教育家们对此有种种说法,都给人以有益的启迪。他们所论大多是理性的阐说,这无疑能够提高人们的认识,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在这方面,太史公从史学家的角度,冷静地观察那些经过历史潮流汹涌澎湃冲刷之后(如大浪淘沙之后),仍然没有逝去的历史人物,并对他们的精神世界、社会活动进行分析和综合,从而提出了撰写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这原则既是太史公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又是他告诫后人如何做人的准则。太史公在综论他为《史记》作人物列传时是这样说的:“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史记·太史公自序》)“扶义倜傥”,主要是讲德行、风采;“不令己失时”,是讲善于把握时机、机遇;“立功名于天下”,是讲以天下为己任的事功目标。显然,在太史公看来,他所要写进《史记》的历史人物,一般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然而,太史公却又并不是用绝对的观点来对待这个准则的;他的史笔之下,也活画出一些世侩小人,而正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才更衬托出那些写入历史书的杰出人物的真正本色。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扶义倜傥”等等,这正是太史公所希望于后人的,后人应以为“自镜”,做一个正派的、适应历史潮流的、有益于天下的人。 太史公 司马迁的《史记》一书,留给后人许多启示;这些启示大多同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结合在一起,这是《史记》之所以受到后人传诵、崇敬的主要原因。这里所举出的三个方面的启示,着重于人们为什么要重视历史、认识历史、记住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历史演进的法则何在,在历史演进中人应当有什么作为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在司马迁时代,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就是在当今,也仍然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总起来说,任何时代的人们,在认识与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在对待史学与社会及人生的关系上,都可以从《史记》中得到必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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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5-02-16
司马迁(约前145~前90年),卒于公元前90年,56岁终。字子长,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所著《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民国,鲁迅)。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太史公自序)。龙门(今山西河津),龙门 山,很有名气。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龙门山的南面是黄河。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龙门之间。当地名胜古迹很多。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 司马迁生卒年代,史无明文。近人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大约卒于汉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享年60岁。据说司马迁家自唐虞至周,都是世代相传的历史家和天文家。司马错是秦惠王时伐蜀的名将,司马昌是秦始皇的铁官,到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又做汉武帝的太史令,恢复了祖传的史官恒业。 司马迁的少年时代,“耕牧河山之阳”。司马迁在这“山环水带,嵌镶蜿蜒”(《韩城县志序》)的自然环境里成长,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气所陶冶,又对民间生活有一定体验。 十岁,司马迁随父亲至京师长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国学习;家学渊源既深,复从名师受业,启发诱导,获益不浅。这个时候,正当汉王朝国势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时候,张骞奉使通西域,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汉武帝设立乐府……;也是司马迁在京城里丰富见闻,热情迸发的时候。 大约二十岁,司马迁开始外出游历——“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回到长安以后,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他到得最南边是昆明。 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举行大规模的巡行封禅,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浩浩荡荡。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史官,本应从行,但病死在洛阳。司马迁接受了父亲的遗志,赶到泰山,参加封禅,随后沿着东海,绕道长城塞外回到长安。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三十八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宫廷所藏的一切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的机会,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他就动手编写《史记》。 天汉二年(前99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兵三万,攻打匈奴,打了个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李广利逃了回来。李广的孙子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带着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战。单于亲自率领三万骑兵把李陵的步兵团团围困住。尽管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杀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单于调拨更多的兵力,然而仍然无力与李陵相抗衡。就在单于准备退军之时,李陵手下有一名士兵叛变,将李陵内部军情告发。告诉单于李陵后面没救兵,而且教单于部下制作连发连射的弓箭。单于于是继续与李陵作战。最后李陵寡不敌众,只剩了四百多汉兵突围出来。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 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听听他的意见。 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汉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是有意贬低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人强辩,不是存心反对朝廷吗?”他就把司马迁下了监狱,交给廷尉审问。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宫刑。宫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司马迁《报任安书》)几乎断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资料,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要写部有关历史书的夙愿,因此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希图出现一线转机。 太始元年(前96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这时司马迁五十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尊宠任职”,但是,他还是专心致志写他的书。直到征和二年(前91年)全书完成,共得130篇,52万余言。
第2个回答  2020-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