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广州外国语学校
当年的广州外国语学校创办于1963年，分中学部和小学部。中学部是初一开始招生，1965年秋季我(指本文作者杨晋豫，下同)入校时，已有初三级的学友；小学部则是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招生。当时每个年级只有两个班，每班40人，女生占三分之一，语种只有英语与法语。
当年我由八一附二小推荐，到保安街小学（现培正小学）参加面试。那时的小学没有开设外语教学，外语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面试时，老师念一句英语，我模仿念一句，还考朗诵。邻桌的一个男生站着，声情并茂地朗诵了叶挺的《囚歌》。通过面试后，才能进入笔试。当时有800个孩子在署前路小学参加广州外国语学校单独提前举行的笔试，仅录取80人，没被录取的，还可以参加普通中学的升学考试。
那时我们都以“I study at Canton foreign Language shool”（我在广州外国语学校学习）为荣，因为我们认为，从事外交工作是一项崇高的职业。我们不仅有普通的外语课本，还有学校专门编写的许多外语教材。上学期并没有教我们ABC，而是进行大量的生活用语和对话练习，下学期才学字母和音标，这很符合先说话后认字的人类认知规律。
学校的外语老师大部分是归国华侨，还有数名外籍老师。当时学校虽然没有现在普遍使用的语音室，但有不少当时弥足珍贵的盘式录音机。我们用录音机练听力、学口语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
学校还经常有接待外宾的任务。我曾参加过一次接待西哈努克亲王，任务并不繁重，我们几个女同学到火车站为他献花送行。完成任务后，每人得到一包东方宾馆的精美点心，这真叫我们喜出望外。听说高年级的同学还迎送过周总理呢。
学校开办几年，并无固定校址，完全是“寄人篱下”。先是在广东工学院（现广东工业大学）办学，后搬到暨南大学，直到1966年初，新校舍在沙河顶（现星海音乐学院）落成，才算有了稳定的归宿。那年同学们排着队，从暨大出发，徒步穿过空旷荒凉的广州天河机场（现繁华的天河商业圈），到新校舍打扫卫生。我们即将迁往的新校舍非常令人神往：有当时广州并不多见的大圆顶学生食堂，有巨大的工字形教学楼，有崭新的学生宿舍和教工宿舍……可是，我们没能在这里上过一堂课，开过一餐饭，因为“文革”开始了。
1966年5月，我们还在暨南大学校区时，就停课了，同学们跑到华附和中大看大字报，回来就写大字报，贴满了教室和走廊。外籍老师回国了，身为归国华侨的老师被羞辱和批斗，以干部子女为主的学生后来分成了“红五类”、“黑五类”，接着“破四旧”、“大串联”、“文攻武卫”，我们完全卷入这场时代的浊流，荒废了学业，虚掷了青春好年华！
学校具体是何时搬到沙河顶新校区，我已记不起。现代回想起来，一定是我们在外边胡闹时，由那些被打成“牛鬼蛇神”的教职工辛苦完成的，因为我们作为学生，没有一个人为此付出过汗水。在后来的“复课闹革命”期间，课没复起来，“革命”却令新校舍满目疮痍：教学大楼雪白的墙壁上，用墨写满了充满火药味的大标语，宿舍里沉重的实木双层床全被推到楼梯间，堵死通道，宿舍成了“武卫”的堡垒。1968年底，听说学校要解散，大家都要上山下乡，当年12月第一批同学赴海南。第二年还没过春节，我们剩下的一百多人，也在太古仓码头登船，投身到海南的广阔天地。（原广州外国语学校中学部）
1970年底，在广州农民运动农讲所，200名年仅14岁的孩子，经过革命式的宣誓，从广州外国语学校直接跳进了广东外国语学院学习。从此，他们在我校度过了难以忘怀的五年时光，直至毕业。这就是人们所称“广外”历史上的“小大学生”。（原广州外国语学校小学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