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6-02-07
“春节”只有102岁
辞旧迎新、阖家团圆，春节可算是中国人最为重视的一个节日了。但与西方的宗教节日不同，春节是农耕文明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岁时节日。关于其起源，目前比较公认的说法是虞舜即位时，带领部下祭拜天地。历史上对春节的叫法不同，秦时称上日、元日，两汉时有岁旦、正旦之说，魏晋南北朝时称岁朝、元首，唐宋称岁日、新元，清朝则开始称元旦、元日。民国之后，这一节日逐渐演化成为一个从腊八节起到元宵节止的全民性大节。
1912年，中华民国宣布改阳历1月1日为“新年”，但在民间推行遇阻。1914年1月，时任内务部总长的朱启钤为顺从民意，提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国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给假一日。“经袁世凯批准，就此奠定了阳历年首为元旦，阴历正月初一为 春节 的并存格局。”所以说，现在我们过的春节，其实只有102岁。
民国初期，政府试图将贺年、祭祖、贴春联等活动移到阳历元旦，但是民间强烈的传统意识，还是将这些习俗保留在了春节。
三位主讲人将研究材料缩小到了新中国以后的《人民日报》，以“春节”为关键词检索，共得370篇报道，虽有局限，但亦是从一个切面反映春节在最近半个多世纪里是如何变迁的。
1949—1956年：与宣传相结合的春节
“吃”，历来是春节的重要元素，中国人节前积食的习惯在本就物资不充裕的背景下，让“春节物价上涨”成为了一条铁律，不过，1951年的北京似乎打破了这一惯例，度过了一个“物价稳定如常”的春节，究其原因有二：一是这一年的北京市工商局在年前就号召国营贸易公司、合作社以及有关私营商业到各地采办年货，提前做好准备；二是贸易部特别规定，要稳定春节期间的物价。可见，此时政府已开始针对过节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因素做出应对。
不过，这一时期关于春节最大的特点是，文娱节目被涂抹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工农联欢和军民联欢是这一时期的两种重要形式。各地工人和农民在春节期间都会展开盛大的联欢活动，邓剑指出，这种参与性而非当下观看性的文娱活动，让人更能切身地感受到年味儿。而军民联欢几乎是从解放以来唯一不曾间断的联欢形式。
这一时期，几乎每年的春节文艺活动都有一个固定的主题，无一例外这个主题都关乎政治宣传：1953年的《婚姻法》宣传，1954年总路线的宣传。这种宣传要求虽未诉诸法律文书，但不达标者还是会受到批评，1952年，中央戏剧学院的春节演出，由于其节目没有配合现实斗争的需要，受到了批评，戏剧学院不得不做出检讨。
1956-1966年：打破常规过春节
现在人们常说“春运难”，事实上早在1950年代，春运就已经难了。1954年，国家首次明确，春运时间为春节前后一个月，铁道部成立“春节旅客输送办公室”，昼夜值班。1957年，国务院第一次专门就做好春运工作发出指示， 要求企业、学校动员职工、学生体谅铁路运输困难，能早走的早走，能晚走的晚走，能不走的不走。
解决春运难题在1958年与“大跃进”运动相结合，成就了“打破常规过春节”的号召。“能不回家就不回家”成为普遍的共识和宣传口号，煤矿、水利工程、机关部门是贯彻得最为彻底的行业。1959年的一篇报道就这样写道，今年除夕，最热闹的要算十三陵水库工地。两万七千多名民工、官兵、干部、学生的劳动歌声响彻了大年三十的整个晚上。
1960年代，铺张浪费、摇钱赌博的一些旧风气在社会上卷土重来，此时“以革命的精神过春节”的号召也相应而来，反对敬神祭祖、大吃大喝，以健康、节俭的态度过节遂成风尚。
1966-1976年：革命化的春节
这十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时期，1967年，国务院发出了“今年春节不放假”的通知，中国自此进入“革命化的春节”。
所谓“革命化的春节”，简单说来有三点：一是要“抓革命促生产”，春节不回家，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变冬闲为冬忙；二是禁止春节里的一切所谓的“封建习俗”，如放鞭炮、烧香拜佛、舞龙舞狮、磕头拜年等；三是不准大吃大喝，更不准打牌。
人们熟悉的春节习俗唯有“贴春联”一项被保留，但内容与原来辞旧迎新的祝语大相径庭，最有特色的当属“三十不停战，初一接着干”。
那时候最典型的过春节场面是：一家人围坐在毛主席像下吃年夜饭。饭前，要召开一次斗私批修的家庭会，做父母的会放下架子，和子女相互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儿女也可以向父母“开炮”。
吃依然是过年重要的一环，但在这一时期流行的不是“吃好”而是“吃差”，城里的单位食堂、农村的公社食堂会组织人们吃“忆苦思甜饭”——因地制宜，什么难吃弄什么，用野菜、树根，加上玉米糊、地瓜干之类的东西煮成粥，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牢记“万恶的旧社会”，热爱新社会。
1979-1989年：平安回家、欢乐过年
1979年1月17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题为《春节为什么不放假》，受到全国各地的响应，1980年，春节放假制度全面回归，随之而来的首要大难题又是春运。
1981年年初，前2个月的客运就达到1.21人次；1982年春运，仅北京站的旅客量就达到532万人次。为何会有这么大流动量，人们常常会将此归因于一个群体——“盲流”，意指从农村常住地迁徙到城市、无稳定职业和常住居所的人们。
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镇做工、经商、办企业。在1980年代，形成了四大迁入圈：东部沿海的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以及因矿产丰富和对外贸易便利、地理位置绝佳的新疆地区。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在春节集中回乡过年，就常常出现买了票也未必上得了车回得了家的情况，人们常常提着大包小包在车站飞奔，甚至在火车发车前还有不少人从窗口爬进车厢。据统计，1988年有88万人是在火车上站着回乡的。安全过节、平安回家也在这个背景下提出。
这一时期，春节期间的文娱活动全面展开。电视节目不仅明显增多，且题材丰富，不再局限于革命教育，更多贴近生活的电视剧开始被搬上银屏。不过1980年代最值得一提的，莫过于1983年中央电视台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的举办，不论人们怀着欣赏还是吐槽的心情，这道年夜大餐也已经陪伴了我们整整31年。
经济形势大好，让人们置办年货不再捉襟见肘。1985年北京举办了首届春节商品展销会。
不过，物资和娱乐的丰富却未让人们满足太久，1989年2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名为《上海出现春节冷、圣诞热的现象》，传统的节日亟待在新时代找到新形式和新内容。
1990至今：外出与归家
新形式的关键词是“外”：外出吃年夜饭，外出旅游。
1990年代，“下馆子”吃年夜饭成为流行。1996年，北京市政府提出了“百家饭店迎家宴、百家商场挂彩灯、百家宾馆过大年”的口号。
而1999年，国务院公布了新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将春节、五一、十一的休息时间与前后的双休日拼接，从而形成7天的“黄金周”。黄金周旅游季就此催生。
1999年的春晚一首《常回家看看》唱响了很多人的心声，春节回家看看老人与家人团聚重新成为社会的呼吁，2013年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正式将“常回家看看”入法。但是这些年回家却渐渐变了味，过年的红包礼品、亲戚朋友的问候攀比，越来越成为一种负担，“恐归族”一词应运而生，当“情”逐渐变成“债”，冲淡了春节原有的味道。
作为农耕社会传承下来的节日，在传统的小农经济社会中，人们始终可以找到尽情狂欢的位置，但在新中国的不同历史时期中，春节却在快速的工业化和市场化背景下被揉捏、重塑。
文革之前，春节是国家革命和生产大潮下的一场文化仪式，无论工人、农民、军人，所有人都共同参与，是一场“大春节”，虽然物资贫乏，但大家都为浓郁的过年氛围所感动。而从1970年代后期至今，消费市场让年过得越来越充实的同时，也在使其变味。这个时期的“小春节”强调一家人欢聚一堂、共享天伦之乐，但回家却也渐渐成为人们“又爱又恨”的尴尬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