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晏列传》这篇文章的写法比较奇特,它并不全面系统地写两人的生平政绩,而是选取两人的一两件轶事来写,就是这些小故事,作者在叙写时也极力概括,反倒是抒情谈话展现得很充分。司马迁写的这些事绝不是无关痛痒,恰恰表现了他的社会人生理想,有成“一家之言”的意义。
第一段,介绍管仲的出身。着重写他因鲍叔牙的推荐而任齐桓公之相的事,为后文管仲详谈他和鲍叔的关系作发端;于管仲的煌煌相业,则以“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几句带论断性的、概括性极强的话了之。头绪集中,笔力极劲健。
第二段,集中显示了本文的特点。借管仲之口,尽量抒发存在于他与鲍叔之间的典型的人生知遇之情。“分财”多取而非“贪”,为人“谋事”陷于“穷困”而非“愚”,“三仕”都被逐而非“不肖”,作战退走而非“怯”,被囚降事新主而非“无耻”,管仲的一连串不容易为人原谅、得人理解的行动,鲍叔都能原谅,都能理解,丝毫不动摇对管仲的信赖,其见事之明,知人之深,真是别无可求,不能有加。在阶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充满计较利害、变换冷暖的情态,文中写鲍叔的对待管仲,真能使旧时一般缺乏援助、需要友谊的人,读了都感极而下泪。鲍叔知人,可令一般人如此感动,则管仲之高呼“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自是出诸血诚,丝毫没有过分,一样令人共鸣,令人激动。文中这段抒情的谈话,都用排比之笔,重叠、连贯地写下来,恻怆悲凉,顿挫摇曳,情韵绵邈,一反上段的劲炼之概,使文章节奏变换,交错多姿。鲍叔之贤,得管仲相业而彰;管仲之污,得鲍叔智慧而除。司马迁在文中叙事那样节约笔墨,而放手去载管仲的抒情之言,目的固然是为了在管晏传中附写鲍叔,起合传中又有附传的微妙作用,因而后文又连带介绍鲍叔的子孙后世,并下一句抑管扬鲍、倒置历史人物的通常地位的断语:“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第三段,笔调又变化,以议论带叙述,近于今人的所谓“以论带史”。它用作者的评论及管仲自己的言论,带来对于管仲相业成功原因的补叙。目的主要不在表彰管仲一人,而在提供带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经验,供人借鉴。在史传中注意提供有意义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经验教训,又是《史记》重大的思想价值之一。司马迁有儒家思想,又善于汲取道家思想中的重自然、重顺应民心的合理因素。他在《货殖列传》中,曾发挥极具卓见的发展经济的“因势利导”的思想;在本段中,又着重总结管仲相齐的“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的成功的政治经验。本段写完管仲的事迹,带出“后百馀年而有晏子焉”一句,显示两人的类同关系,为后面介绍晏婴事迹作承转,也是《史记》的常用手法。
第四段开始写晏婴,也以极简练的笔墨概括其生平。段中着重揭示晏婴的“节俭力行”与“危言危行”两种行谊,由于有重点,故叙述虽简而晏婴为人的特点很分明。
第五段又不避琐细,选择两个生动事例,写晏婴的知人和谦逊。其中“志念深矣”一句,借晏婴驾车人妻子的口,表现晏婴的大臣和思想家的重要品质,极为深刻。越石父与晏婴的对答,驾车人与晏婴的对照,着墨无多,生动且具有戏剧性。对史事本身的善于选择和剪裁,此史笔之所以工;描写的富有生动性,此文学价值之所以高。往往一事而兼具两善如此段,则《史记》之多多过人也固宜。
最后一段为论赞,多用反问句跌宕生姿,此亦《史记》所擅长。“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一结以自卑口气,备致对晏婴的倾倒之情,牵扯自己,真是出人意外的神来之笔。然幽默之中,固含有无限的体会世味辛酸、渴望知人之贤的悲痛心情。了解司马迁的为人和经历,才能领会这句话的严肃的思想与感情的分量。
文章浓墨重彩地描绘足以显示人物思想和行动特点的轶事,突出管鲍交游、鲍叔谦让、晏子赎回越石父和推荐御者等言行。这些描述生动传神地写出了具有不同性格特点的历史人物,与《史记》多数人物传记注重人物生平大事、补充生活逸事的写法相比,可以说是异曲同工。
由于脉络清晰、以传抒情、叙事独特、总分结合、叙议交融,文章活画了人物形象,强调了识才举贤的重要性,寄寓了作者世无知己的感慨。 清人王文濡评论说:“通篇无一实笔,纯以清空一气运转。”
现代文学家李景星:“《管晏列传》以逸胜。惊天事业,只以轻描淡写之笔出之,如神龙,然露一鳞一爪,而全神皆见,岂非绝大本领!传赞‘是以不论,论其轶事’二句,是全篇用意。”
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梁启超:“但替两位大政治家作传,用这种走遍锋的观察法,无论如何,我总说是不应该的。因为所选之点太不关痛痒,总不成为正当的好文章。”
现代历史学家钱穆:《管晏列传》近似文学作品,实涵哲学大义,为中国一历史家,又岂止于往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