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袁大头的发行，对于抵制外国银元起了很大作用。“袁大头”发行后，顺应了广大民众愿用国币不要“洋钱”的愿望。1915年，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经与上海钱业公会协商，于8月1日取消洋厘“龙洋”行市，代以新币“袁大头”，于是“袁大头”通用范围由北方而扩展到南方。1919年7月5日上海钱业公会又取消“鹰洋”行市，“鹰洋”势力被彻底废除，“袁大头”的地位大大提高，成为全国通用且为中外商界所认可的唯一主币，这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钱币。
第二，“袁大头”的发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内币制混乱现象。当时颁布的《国币条例》明确规定“国币铸发权专属于政府。旧有各官局所铸发之壹圆银币，政府以国币兑换改铸之。凡公款出入一律用国币。”1917年官方规定以“袁大头”为税收本位币，更加巩固了“袁大头”的第一主币地位，这在客观上使各地铸造各式银元的现象有所收敛。
第三，“袁大头”的发行，改变了清代实质上长期实行不完全的银、铜平行本位制的紊乱局面。银、铜平行本位制是把银和铜都作为货币的材料，分别铸造成货币，但铜制币规格不是很统一，纹银的铸造成色、重量的计算单位各地更是各搞一套，这必然形成流通中的币种繁多、比价不一、换算复杂的局面。“袁大头”发行后，其规格、成色统一，并以此为本位，使币制在一段时间内有所统一，紊乱状况稍有改善。
第四，“袁大头”的发行，对于军阀间经济分割起到了一些缓解作用。袁世凯称帝后，中华民国形式上的大体统一也已瓦解，军阀混战、各据一方、各自为政，在经济上也都相互控制和争夺，此时“袁大头”尚能在全中国大部分地区通行，这对全国物资交流起到了较好的促进作用，客观上对军阀间分割经济的状况起了一定的缓解作用。
第五，袁大头的发行，对融通货币资金，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一些积极作用。“袁大头”壹圆银币铸造量颇多，据南京造币厂统计，在民国四年二月至民国五年的近两年时间内，该厂铸造袁大头379 819 210元。据有关资料介绍，仅壹圆袁大头就铸造了75 000万枚也有资料介绍说10亿枚，可见当时铸造袁大头数量之多，基本满足了当时市场流通的需要。但是，袁大头铸造和流通的时期是军阀混战时期，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货币紊乱的状况没有得到也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本国各式银元、银两、铜币、纸币及外国银元等还是混杂流通。新中国建立后，一个独立自主的、统一的、稳定的货币制度才真正得以实现。
袁大头在中国货币史上的出现，是银元发展的必然结果经过多年铸造袁大头数量增多，流通渐广，虽僻处边陬，也有其踪迹。“袁大头”银元的通行将鹰洋、龙洋渐渐从市面挤出，促进了银元的统一，为“废两改元”准备了条件，是中国近代货币史上划时代的成就，在近代中国货币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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