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日本的外交政策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冷战开始前和冷战时期前半段，日本奉行基于经济中心的外交战略。
第二阶段是冷战结束前后，日本奉行基于“政治大国”理念与“正常国家论”的“国际国家”诉求的外交路线。
第三阶段日本奉行基于“大国化”政治诉求的战略性外交和价值观外交。
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日本从维护本国自身利益出发，对自己的外交战略也进行了定位，以摆脱“战后体制”、承担“国际责任、”“价值观外交”等方式追求日本对外战略目标，力求实现与日本经济实力相对应的政治大国地位等体现要求自主外交的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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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战后日本70 年：轨迹与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近日在京举行。在议题为“战后日本70 年：外交轨迹与走向”的分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室主任、研究员吕耀东概括分析了战后日本外交政策三个阶段的变化。
吕耀东认为，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日本外交同样深受内政及其外交决策机制的影响。正如日本学者五百旗头真在《战后日本外交史》一书中所言：主导战后日本的主要基本路线有社会民主主义、经济中心主义和传统的国家主义三条政治外交路线。
足见外交必然是日本国内政治需要的产物。本文认为，战后日本外交有着自身特有的发展路径和特征，经历了以经济外交，改变战败国形象，通过“亲美入亚”，力求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论”的“大国化”政治诉求等三大发展阶段。
吕耀东将日本战后外交路线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冷战开始前和冷战时期前半段，日本奉行基于经济中心的外交战略。从占领期的日本外交准备来看，盟军总司令部单独占领日本后，日本大致确立了日后依托于美国的庇护，回归国际社会，发展壮大国力的“重建日本”外交战略意图。
历史事实证明，这一外交战略得到了充分展现与发挥。战后日本积极主动发展日美关系，得到美国的宽大媾和条件和安全保障措施，日方从日美基轴路线中得到的“外交便利”是显而易见的。
五六十年代日本奉行吉田主义的经济外交。基于二战的惨败经验，日本确定了与美国结盟的国家发展战略，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中，这就叫吉田主义。吉田路线不仅使日本经济在1952年恢复到战前水平，还在1968年超过联邦德国而成为西方阵营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注重经济的同时，日本的“经济中心主义”不排斥加强国际交往的外交互动。日本“回归国际社会”加入联合国相关组织的愿望，还必须获得作为常任理事国的苏联的最终同意。为了减少吉田内阁时期对美—边到政策给日本安全带来的负面影响，鸠山一郎内阁于1956年实现了日苏邦交，并顺利加入联合国。
日本外务省于1957年首次发布《外交蓝皮书》，其中确认了“外交三原则”，即：联合国中心主义、与自由主义国家相协调、坚持作为亚洲一员的立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日本国际经济地位的提升和经济大国地位确立，日本外交路线变成加强自主外交，力求参与主导亚洲事务。
日本在坚持日美同盟的前提下进入了自主外交的探索时期，基本特点是追求自主性和外交渠道多元化。具体表现在加强自主外交以取得战略主动及扩大国际社会发言权，同中国邦交正常化，签署了和平友好条约，提出福田主义，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日本的经济外交成为缓解本国能源危机的重要手段，经济问题成为事关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政治问题。
第二阶段是冷战结束前后，日本奉行基于“政治大国”理念与“正常国家论”的“国际国家”诉求的外交路线。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确立起作为“国际国家”的政治大国理念，力求在新的国际秩序构建中发挥主导作用，希望成为与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参与国际事务的国际国家，经济优先的观念转变为经济政治并重。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外交已在全球铺开，重点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加强与欧洲国家的关系，突出表现在把自己提升到日美欧三极中的一极，寻求欧洲对日本大国化战略的支持。
冷战后的日本的国家发展理念分为两个立场，一是继续走经济中心路线的立场，二是重视日美同盟关系，参与国际事务，走政治大国道路。
1995年8月15日，“村山谈话”承认殖民和军国主义侵略并道歉，尚属坚持和平主义的范畴，但是这种官方立场最后还是发生了不能信守承诺的反复，导致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不确定性。倾向于政治大国的“正常国家论”一类理念的出现，对日本的整体外交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三阶段日本奉行基于“大国化”政治诉求的战略性外交和价值观外交。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日本从维护本国自身利益出发，对自己的外交战略也进行了定位，以摆脱“战后体制”、承担“国际责任、”“价值观外交”等方式追求日本对外战略目标。
力求实现与日本经济实力相对应的政治大国地位等体现要求自主外交的新特点。强调制定对外战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战后日本外交政策的三阶段
日本外交自主性的总的趋势是从二战结束到大平首相辞世，日本外交从美国主导达到了日本战后至今自主外交的顶峰，之后自主性下降。但其中并不是始终的升或降，而是自主性增强中伴随有暂时的下降，下降中亦有突出的增强，甚至这种下降或增强从局部来看有时造成了一定的假象，即该点成为大趋势的一个转折，自主性向相反的方向开始变化。但是，放在一个较为长远的历史时期来看，这种突破的局限性或在比较中发现该点的欺骗性会较为容易。即使是2004年这种自主性下降的趋势尚没有结束，究竟这种自主性在何时会触底反弹，日本开始走上真正自主外交之路，目前尚无明显迹象。
该图亦不是通过精确计算得来，因此，波形的形状只是大致的趋势描述，因为这种自主性变化是否是线性的，如果是，其凹凸的方式需要计算了曲线函数的微分才可以画出。因为种种原因，笔者在此只是给出一个粗略的感官的趋势图。下面笔者将选取一些特殊点论述三角关系如何影响了日本外交的自主性，并形成了笔者眼中自主性的波形曲线。
笔者将战后日本外交分成以下几个时期：1945-1955年的恢复期，1955-1880的上升期，1980-1997后退期，1997-不确定期。在第一阶段，日本外交其实是美国主导的外交。战后美国通过军事占领和控制对日管制机构两方面实现了对日本的独占。这就成为战后日本外交的起点，也埋下了日美特殊关系的种子。但是，我们分析单独占领的成因之时，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大背景便不可以被忽视。美苏在德国问题上的分歧的"教训"，意识形态和利益的分歧，使得美国从一开始便希望独占日本。而战后建立起的两个所谓的盟军对日委员会都由于美军的实际占领而形同虚设。根据《美国战后初期的对日政策》美国在日本的主导权通过日本政府得以实现，并且进行了以非军事化和民主化为基调的改革措施。然而，这种政策随着中国国内革命形势的变化及美苏在全球较量的升级而发生了逆转。亲美的蒋介石政权被赶到了台湾岛内，而中国的红色政权拒绝成为美国的工具，从而美国不得不调整其在远东的战略部署。1948年的罗亚尔演说标志着美国对日政策由多方限制、削弱、打击、改为积极帮助、扶植、支持。（方连庆等《战后国际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p39）日本借此机会，从积极整顿内务、凭借美国援助发展经济、处于被占领地位开始寻求名义上的独立。而此时朝鲜战争的爆发无疑成为日本经济上的助推器和政治上通向独立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中美日的小三角关系作用开始明显。中国于1950年10月跨过鸭绿江，美国1951年派杜勒斯访日，谈判对日媾和中的安全保障问题。而1951年的《对日和约》、《日美安全条约》及1952年的《日美行政协定》都透射出在中美关系变化所带来的日美关系的重新定位，甚至这些条约中本身就包括了对于中美关系变化的回应。以此为出发点，日本独立披上合法外衣却承担了以后外交中不断凸现的日美关系中的不平等因素。直至朝鲜战争结束，美国的‘特需'订货促使的日本经济增长也并没有结束，日本经济在1955年完成恢复。从1956年开始起飞。由此，美国羽翼下的日本便开始了进一步挣脱的艰难历程。
第二阶段中，日本外交较突出的变化是从安信介政府的日本外交三原则（1957年）开始的，其间经过了签署《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1960年，该条约是对于《日美安全条约》的修改，突出了日美关系的对等性），美核动力航空母舰进入日本港事件（1968年，由于在野党的反对，虽然进入，但是引起了仓石忠雄辞去内阁农林大臣职务），日美两国签署《冲绳归还协定》（1971年），多边自主外交（特别是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付石油危机的"新中东政策"，"亚洲外交"和同苏联对话等）、等距离外交、全方位外交提出以及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的出台等事件。这些事件无不体现了日本外交自主性的加强趋势。除了国内经济实力增强等因素，将这些事件放入苏美日、中美日三角中去考虑，会找到更加明晰的线索。笔者仅从其中一个事件入手即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出台，分析其背景和三角关系影响，得出日本在这一阶段外交自主性增强的一些外部原因。而且，笔者认为，这一战略的出台一直到大平首相辞世，人本外交自主性达到了二战后的顶峰，其后随着铃木内阁的无为和中增根内阁在执行战略时对美国的过分依赖，日本外交自主性呈缓慢下降趋势。
日本在经过1955-1973的经济增长的黄金期之后，经济总量已经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把交椅的宝座。美日的贸易摩擦从无到有，并有增大趋势。而经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日元的被迫升值，新中东政策等较量，日本的离心已成为一种必然。因为美国随着自身实力的下降已经无法再以特殊的方式扶植日本经济。但是，此时的美苏争霸态势，苏攻美守迹象明显。美国此时更需要日本在各方面的有力支持。而此时的苏联，在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关系恶化。中美通过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并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中国此时开始了改革开放，与美国关系缓和，而日本对于中国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美国政策影响的。因此，中国既在积极争取这一近邻政治关系的正常化，更在争取经贸上往来的加深。由此可见，日本在此时，不论是在中美日还是苏美日三角关系中甚至在中美苏三角关系中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便是大平首相提出综合安区保障战略的重大实际考虑。其中采取多种手段应付新出现的综合威胁，加强日美欧三方协作，特别是日美的合作关系，并有节制的扩充防卫力量等方针，都体现了在变化了的现实的基础上，日本对外战略选择中自主性的增强。不是被动的接受美国的恩惠，不是被动的成为小伙伴，不是被动的选择应对摩擦，而是主动地确立双方平等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加强这一关系。在处理其他外交问题上，主动选择伙伴、选择关系定位，这都成为日本以后外交实践的真正榜样！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