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价值观讲的是，为人的道德观念和奉献精神。注重责任担当，义务优先于权利，群体高于个人，西方价值观讲的是，以人为本，讲究个人自由、个人奋斗、个人才干，讲究社会平等、民主和民权。主张从个人的角度出发看待问题，事物发展的规律。
区别有：1、责任先于自由
中华价值观十分注重责任担当。孟子讲，君子自任以天下为重。从先秦的士君子到汉代的士大夫，都突出责任意识，强调个人对天下国家的责任，而不是突出个人自由。在汉代到宋代的士大夫中，责任意识的代表就是范仲淹提倡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此后，明代士人提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明清之际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清代林则徐提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都为人们所熟知，对社会带来深远影响。
在西方近现代主流文化中，人权是个人对国家和政府提出的道德、政治要求，更多涉及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却无法界定个人对家庭、他人、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这种权利观念是西方近现代自由主义哲学的核心，是西方近代市民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产物。但它把焦点集中在个人对社会的要求，而忽视个人对社会的责任;集中在个人对自己权利的保护，而忽视个人也有尊重他人权利的责任。
2、义务先于权利
西方近现代价值观非常强调个人权利的优先性，而中华价值观特别是儒家价值观更强调义务的优先性。
3、群体高于个人
春秋时期，我国思想家已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观点。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后也倡导以人为本，但西方近代的人本主义更多强调以个人为本;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不主张以个人为本，而是强调以群体为本，强调群体在价值上高于个人。
4、和谐高于冲突
与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相比，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更强调社会和谐、以和为贵，追求和而不同。
扩展资料：
在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中有一种冲突意识，总想用自己的力量，以自我为中心，克服非我、宰制他者、占有别人。因此，在西方历史上宗教战争非常残酷，中国则没有出现过那样的宗教战争。
可以说，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其文化根源都不在东方。总体来讲，同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相比，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强调和谐高于冲突。
现代西方自由主义道德的中心原则是个人权利优先，主张人人有权根据自己的价值观从事活动，认为以一种共同的善的观念要求所有公民是违背基本个人自由的。而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强调社会共同的善、社会责任、有助于公益的美德。
社群与个人、责任与权利是不同的伦理学概念，反映不同的伦理学立场，适用于不同的价值领域。在当代社会，我们应坚持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以社群和责任为中心的立场，在赞同自由、人权的同时，毫不含糊地申明不赞成个人优先的立场。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中国价值观
以上文字说明了什么是东方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的定义和区别 一下文字是讲述现在东方价值观的缺陷 是很好的文章 希望楼主能看完
不言而喻,经济增长最终有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但科学技术的进步本身又取决于什么呢?
有一种大家耳熟能详的观点:技术革命之所以发生在18世纪的欧洲,是因为当时那里已经具备了技术革命所需的知识基础。这不无道理,不过也大可置疑:标志英国开始工业化进程的纺织技术改良,就其所涉及的科学知识而言,并不需要重大的科技突破------许多实用技术早在几十年前甚至上百年前就已经有了。更值得思考的是,直至15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都遥遥领先世界,农耕、铸铁、水利、航海、陶瓷、丝绸、火药、印刷、制造等成就,举世瞩目,可是历史上中国曾多次触及的"工业革命",却又遗憾地一次次失之交臂,始终未能叩开工业革命的大门。15世纪以后的中国究竟缺少什么?
欧洲学者在研究发达国家国家竞争力比较中发现，"国家竞争力取决于一国创造财富的能力。财富是价值观的外显行为。"德国、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他们所拥有的竞争力，来源于他们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价值观为他们创造产品特色提供了依据。
增加财富的七大价值冲突
自公元前220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至1911年辛亥革命，中国都处于高度的中央集权之下。而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却早在秦始皇之前的商鞅变法就已经初见端倪……重农抑商。商人遭到歧视。汉朝的休养生息政策也是重视农业，压制商人的利益。农业成为至高无上的事业。的确在封建社会初期以及新朝代建立伊始重视生产力的恢复发展，尤其重视农业的发展无可厚非，既可以充实国库，又可以让人民安分守己。唐朝的繁荣也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租庸调”制度的实施，日本在大化改新时也加以借鉴，实行类似的“颁田收授”法，取得的不错的效益。但应该指出发展生产力不应该以牺牲商业作为代价。因此早期的启蒙思想家王夫之就提出“农工商皆本”。可惜未被采纳。重农抑商直接导致了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阻碍愈发明显。
自然经济的根深蒂固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不无关系。儒家的重农思想引起了统治者的青睐。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林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很符合统治者的要求稳定的需求，而且孔子主张“克己复礼”要求遵守严格的等级划分，更是受到统治阶级的肯定。于是当儒生董仲舒将其发展到“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地步更是令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中国人的思想便被儒家思想统治了几千年。元朝不信儒教，不到百年便被推翻。而同样少数民族统治的清朝由于对儒教的肯定，使得统治相对稳定得多。若没有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西方文明的强行介入，清朝可以维持更长的时间，起码与之作对的资产阶级没有那么早地形成。
而西方却在文艺复兴之后突飞猛进，人文主义的崛起，使人们意识到人自身的价值，虽然带来了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的负面效果，但也直接指导了新航路的开辟，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法国路易十四的重商主义更是确凿无疑地对商品经济的推动鼓励。之后的启蒙运动、自由资本主义更是使资本主义飞速发展。
东西方虽然从不同的价值观体系出发，但自身的价值观要素之间却能形成一种和谐。例如，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不同民族、个性的美国人，都必须遵循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本身就是普遍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关系。东方社会强调集体主义、共性，但是对某些阶层允许特殊主义，因此该民族能从不同的消费需求出发。例如，日本的汽车产品开发在型号、款式等多样化上超过美国汽车制造企业。
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观,是一种乐于接受变化的心态。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产生变化的过程,如果没有一种渴望变化或至少愿意去适应变化的心态,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就是不可想象的。这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的落伍:朱元璋们取缔了远洋贸易,结果是将工商业和海上通道一并扼杀,并筑起了一道高厚的"心"的长城。
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观,也是对个体追求世俗利益的一种认同。经济的增长需要社会成员共同关心其世俗利益,既注重精神又注重物质,并且希望利用自然界来为其利益服务。经济发展需要投资,而投资是消费满足的推迟,因此还必须将追求财富的欲望与谨慎和耐心结合起来,也即亚当·斯密所盛赞的"明智的自利"(enlightened self-interest)。而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显然与此是背道而驰的。
经济增长还需要相应的伦理道德基础。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必须要从单个家庭、乡村、市镇、地区乃至国家的自给自足状态中摆脱出来,通过专业化分工和贸易在所有这些层面上相互交往。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对个人声誉的注重,商业之轮便无法运转。尽管同时具备这些条件似乎不可能,但社会进步总是在不断趋近这样的价值观。当然,专制统治者会阻止变化。中国历代统治者都能够有效地禁锢进步,一直到1949年,类似的企图才告失败。可以这么说,27年来的中国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对皇权传统和士大夫阶级阻止变革、蔑视凡夫俗子世俗利益的价值观的彻底抛弃。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能够有效地禁锢进步,一直到1949年,类似的企图才告失败。可以这么说,27年来的中国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对皇权传统和士大夫阶级阻止变革、蔑视凡夫俗子世俗利益的价值观的彻底抛弃。
进入21世纪的中国,正处在一种多元背景下,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市场经济制度在逐步发育、形成,"产权"的概念正在确立,公众的世俗利益不仅得到承认而且受到保护。国家和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运动员"角色已经开始向"裁判员"角色转化,这一转化的重要意义在于,在作了仅仅是"必要"的社会扣除后,竞争和创新的激励-约束机制由以产生。事实证明,不管是对于国家、政府还是公众而言,以法律形式确定的权利和制度都是一项"好技术"。这还不够,中国还在向世界学习。"民法典"、"物权法"、"契约法"、"专利法"、"公司法"等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了产权概念,各种各样的企业也应运而生。这些企业在规模、产品组织和产权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组织方式等方面都各不相同,正是这种多元性,体现出了当代中国经济的优越性。其结果便产生出了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最为先进因而也最为富裕和强盛的社会。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