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上界定的起止点是
汉献帝建安元年（196）至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这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长期分裂、战乱频繁的的时代,也是封建王朝不断更迭、各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在文化方面,这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人口的大流动和民族关系的大变动带来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大交流.玄学、佛学、
道教、儒学以及法家、名家相互争胜又相互吸收,导致文化上的繁荣；人们处在不断变化的开放的大环境中,思想活跃,视野开阔,感情奔放,富于创新,勇于探索.科学技术、宗教哲学、历史地理、文学艺术、音乐舞蹈、书法绘画、雕刻建筑等诸多方面均有空前的发展,为即将到来的大唐盛世积蓄了力量和智慧.
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也是中国文人最具风采的时代——这是因为门阀制度使得文章做得好坏与能否做官没有了关系,文人们对封建统治者的人身依附降到了史上最低水平,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功利性,不仅是自觉发展而且是自主发展,文人也因之有了自主的个性；因此文学本身在这一时代有了长足的进步,文学门类更加丰富,文学风格更为多样,文学流派异彩纷呈,文艺理论蓬勃发展.
从文体方面看,这一时期文学上成就最高的是诗歌：五言诗更加纯熟,七言诗逐渐繁荣,由于音韵学的发展,出现了“永明体”诗歌以及新体诗,中国古典格律诗的框架至此基本完成.文艺理论、骈文和小说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而散文则被认为进入了中国古代散文的“中衰期”,没有太大的发展.
按年代来说,魏晋南北朝文学始于“建安文学”,“三曹”父子为文坛领袖,“七子”、
蔡琰也是重要的作家,建安诗歌慷慨悲凉,文章清峻通脱,有“风骨”之誉.之后出现了“正始文学”,
阮籍、嵇康为代表人物,正始文学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精神,又杂糅以玄远脱俗的老庄哲学,自有“魏之遗直”之气.
到了西晋时期,文人纷出,尤其太康、元康年间,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并称于世,但此时作家多注重形式华美,失掉了建安以来的“风骨”传统,只有左思以“风力”为一时之杰.到西晋末年,玄言诗开始兴起,
东晋一代蔚为大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幸尚有
陶潜诗,蕴幽深意境于冲淡平和之中,朴素自然,淳厚有味,开“田园诗”之先声.
及至南朝,文学更加繁荣,文人诗中,谢灵运以山水诗扭转玄言诗的单调局面,鲍照的乐府诗对七言诗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周颙发现四声,沈约提出“八病”,“永明体”新诗形成,谢朓是新体诗的代表作家；梁陈时期也出现了轻靡空虚的“宫体诗”,代表作家是萧纲兄弟,可以说,这是文学的社会作用被忽视所必然产生的产物.乐府民歌有西曲、吴歌、神弦曲之分,以《西洲曲》为代表.这一时期骈文得到很大发展,出现了鲍照、江淹、孔稚圭等优秀的骈文作家；南朝还出现了“志怪”和“志人”小说的代表作品——干宝的《搜神记》和刘义庆的
《世说新语》以及文艺理论巨著
《文心雕龙》和《诗品》,在文学整理方面,也有
《昭明文选》和《玉台新咏》,可说是各方面全面发展；只有散文,除了范晔的《后汉书》之外乏善可陈.同期的北朝,文人诗普遍不好,只有庾信由南入北之后,才改变了北朝文人诗的荒凉局面,但北朝民歌清新刚健,质朴豪放,放出超越文人诗的异彩,“乐府双璧”之一的《木兰辞》是北朝民歌的代表.北朝出现了两部优秀的地理著作和一部哲理著作——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杨炫之的
《洛阳伽蓝记》以及颜之推的
《颜氏家训》,为散文保留了一隅之地.
总体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有以下特点：
一,由于这一时代战乱频繁,多灾多难,这一时期的时代精神是悲剧的、幻灭的、怀疑的,人们抱有强烈的对痛苦之生的怀疑和对死亡的恐惧,反映到文学上就是强烈的恋生意识和叛逆精神.无论是文人诗文里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修缘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或是民歌里的“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都是对死亡的恐惧与思索；无论是田园诗还是山水诗,甚或“伤于轻靡”的宫体诗,都反映出这种“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情绪,而志人小说中那种种“名士风流”,更是“片言惊天下”的社会价值观的反映；鲍敬言的“无君论”、嵇康的“非汤武薄周孔”、范缜的“神灭论”则进一步反映了文人的怀疑与叛逆精神——既然生和死是可以怀疑的,那么一切生的事物和
纲常理论都是可以怀疑的.这一时期的文学,归根结底是对生的怀疑和对死的恐惧,中国文人正因为这种乱世之中的独立思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人格.
二,这一时代是个开放型的时代,各种思潮的交汇融合,促进了文艺理论的自觉发展,文学也随之产生了新的面貌.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失去了传统的权威地位,与
道家进行了第一次融合,产生了玄学,大大影响了文学发展.这时期比较有名的思想上的论争还有“有无之争”与“言意之争”,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艺理论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这一时期的文学呈现出“上层文学”、“精英文学”的面貌.由于门阀制度,士族阶层垄断着文化教育,只有少数的庶族地主能够接受教育,更遑论平民百姓.因此,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就是一种“精英文学”,虽然南北朝时期民歌兴盛,但是,从南朝民歌经过文人删定之后留下的大多是情歌这一点来看,这近四百年间,“话语权”掌握在那些“精英”手里.文学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后世也罕见）的上层性和家传性——身为统治者的“三曹”父子比较著名,同样身为统治者的“三萧”兄弟又何尝不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三张”是兄弟,“二陆”也是兄弟,“两潘”是叔侄,阮瑀、阮籍、阮咸父子叔侄分列“七子”、“七贤”……这一时期的“精英文学”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但是,由于文学只在这个上层的圈子里风靡,一旦这个圈子崩溃,必然导致文学的短期衰微——北朝时期没有好的文人诗就说明了这一问题.
——总之,这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悲惨时代,这又是一个文学大踏步发展的伟大时代.从“建安风骨”到“左思风力”,从“魏晋风度”到“南朝风流”,一个“风”字成为了这一时期的关键词.如果我们把“风”理解为“风雅颂”的风,“风”也就可以理解为是诗,那么,所谓“风度”,其实就是“像诗一样的态度”——这确实是一个诗一样的时代,只不过这诗是一曲充满了“变徵之音”的慷慨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