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书关于东非的记载最早见于唐代杜环的《经行记》（通典所引）。据考证，《经行记》所说的摩邻就是明代的麻林，即今天肯尼亚的马林迪。稍后，晚唐时期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所说的拔力国就是今天索马里的柏培拉。随着唐代及两宋中西交通的发展，中国关于东非的知识日益增长。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赵汝适的《诸蕃志》（1225年成书）以及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1350年成书）都有关于东非及南非的比较详细的记载。《诸蕃志》的弼琶罗就是《酉阳杂俎》的拔力，即今天的柏培拉，并且都泛指索马里。《诸蕃志》的中理国即今天的索马里东北部及索科特拉岛。《诸蕃志》的层拔国即《岛夷志略》的层拔罗，就是今天东非的桑给巴尔。一般认为《宋史》的层檀就是层拔，也是桑给巴尔。《岭外代答》和《诸蕃志》的昆仑层期国就是今天南非莫桑比克海岸及马达加斯加岛一带。
中国和东非人的直接交往是从唐代开始的。杜环是751年西去，762年回国。他住在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的首都亚俱罗（巴格达）。那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阿拉伯人，其中有定居在东非的阿拉伯人。至于东非的黑人劳动者不幸被当作奴隶贩运各地，其中也有来到中国的。《新唐书》卷二二二下，诃陵国条说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时“献僧只奴四”。僧只就是桑给巴尔，意即黑人的土地或黑人国。但中世纪阿拉伯人所说的桑给巴尔，指北起索马里的朱巴河口（《明史》的竹步）南至莫桑比克北部的德尔加多角的整个东非海岸地带。
唐代中国的大海舶已可直航波斯湾。宋代中国的航海技术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宋代中国船有可能直接到达东非。值得注意的是东非桑给巴尔的一个使节在宋代两次访问了中国，一次是在1017年，一次是1083年。《宋史·层檀传》提到“元丰六年（1083年）使保顺郎将层檀尼再至”。戴维逊认为这个使臣的最后三个字“层檀尼”念起来很像“僧只”（即层拔）。中外史学界一般认为层檀即层拔，也就是僧只。在尚未出现新的史料之前，可以说这是前来中国的第一个非洲使臣。到了元代，中国大旅行家汪大渊在14世纪中叶到过层拔国。元世祖忽必烈也曾派使臣到过南非的马达加斯加岛。明成祖时，郑和的船队到达非洲东岸，他的航海图是中国第一次绘入了非洲的海图。《明实录》说永乐十三年（1415年）麻林使臣来中国，同年辞归。永乐十四年十一月（1416年）木骨都束、不剌哇、麻林等十多国使臣前来中国访问，赠送马及犀象等方物。郑和的舰队第四次下西洋就到了东非的麻林、木骨都束、不剌哇。郑和第五次下西洋还有护送18国使臣回国的任务。《明史·郑和传》说永乐“十四年（1416）冬满剌加、古里等19国咸遣使朝贡，辞还，复命和等偕往，赐其君长。十七年（1419年）七月还。”（南山寺碑所记此次出发年代为1417年）《明实录》指出了19国的国名，其中有东非的木骨都束、不剌哇、麻林，因另有一国的名称出现两个译名，故只有18国。永乐十八年（1420年），麻林国王哇耒顿本亲自率领妻子和使臣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到福州后去世，明成祖“诏谥康靖，敕葬闽县，令有司岁时祭之”。
东非盛产香料和象牙。唐宋时代中国所需的香料和象牙主要来自东非，中国运往东非的货物主要是瓷器和丝绸。唐宋的中国钱币也不断流入东非。在现今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明史》的木骨都束）、布腊瓦（《明史》的不剌哇）、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马菲亚岛等地不断发现中国钱币和瓷器。其中最大的一次发现是1945年在桑给巴尔发现的176枚中国钱币，除八枚时间不能断定外，其余全是唐宋钱币（7世纪至13世纪）。此外，从亚丁湾到桑给巴尔的整个东非海岸都有中国陶瓷的碎片，甚至罗得西亚的德兰士瓦也有这样的碎片。南非的这些碎片据研究都是宋代或明代的。不管这些瓷器与钱币是通过什么途径运去的，这些实物的发现充分证明中国和东非与南非有着历史悠久的经济联系。公元前后有名的麦罗埃文明（在今苏丹民主共和国境内）也受到中国的影响。当公元前1世纪中叶，凯撒远征不列颠的时候，不列颠还十分荒凉，而麦罗埃已成为非洲炼铁的中心。中国货物早在公元1世纪初就运到红海和地中海。在麦罗埃遗址中发现了中国式的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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