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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仲永 王安石
金溪民方仲永,世隶耕.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传一乡秀才观之.自是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
余闻之也久.明道中,从先人还家,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七年,还自扬州,复到舅家问焉.曰:"泯然众人矣!"
二、题目意义
伤，是“怜惜”的意思。伤仲永，即怜惜方仲永这个幼时天资聪颖的神童由于没有学习，以致成年后竟成为默默无闻的庸人。
不过从历史宏观的观点来看，只能说方仲永他爸太蠢，莫扎特的父亲也带他儿子从小巡回演出，可你瞧瞧人家。
《伤仲永》选自《临川先生文集》
三、原文及注解
金溪民方仲永，世隶耕。（作者交代了方仲永的籍贯、姓名、身份、家世。）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仪礼·丧服》郑玄注：“收族者，谓别亲疏，序昭穆。”《礼记·大传》孔颖达正义：“‘收族故宗庙严’者，若族人散乱，骨肉乖离，则宗庙祭享不严肃也；若收之，则亲族不散，昭穆有伦，则宗庙所以尊严也。”因此，“收族”的意思是：以上下尊卑、亲疏远近之序团结族人，使不离散。方仲永的试笔之作“以养父母、收族为意”。“养父母”，是“孝”的表现，“收族”，是“仁”的表现。五岁的孩子有这样的志向，这在封建时代是很了不起的。因此，难怪人们在赞扬之余，还特地把这首诗送给本乡的读书人去看，让他们来评定。）为意，传一乡秀才（在唐宋时是对一般读书人的称呼，跟明清两朝经过县试及格的生员不同。“一乡”，全乡。这句话应理解为传给全乡的读书人看．不是只给某个秀才看。）观之。自是指物作诗（即作“咏物诗”。过去训练儿童作诗，常常指定一件物品为题，要求在诗中既能说出该物品的特点，又能借此表达某种思想感情，是作诗的起步训练。）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省略句。省略了“使”的宾语，应为“不使之学”，“之”在此指代方仲永。）
余闻之也久。明道中，从先人还家“（明道”，宋仁宗年号，只有两年（1032-1033）。“先人”。这是对已故父亲的称呼。按：王安石父亲名益，字损之，天圣八年（1030）曾以殿中丞知韶州（现在广东省韶关市），三年后以丁忧离职还家，王安石（当时13岁）随行。据此，这次还家当在明道二年（1033）。宝元二年（1039），王益卒于江宁（现在属江苏省）通判任上。王安石此文写于庆历三年（1043）故称“先人”。），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令作诗，（省略句。省略了“令”的宾语，应为“令其作诗”，“其”指代方仲永。）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七年，还自扬州，复到舅家问焉。曰：“泯然众人矣。”
王子（指王安石）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终于成为普通人，是他受到的后天的教育不到位的原因。）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耶？
（意义：人的天资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必经过后天的不断的学习。）
四、译文
金溪平民方仲永，世代以种田为业。仲永长到五岁，不曾认识笔、墨、纸、砚，(有一天)忽然放声哭着要这些东西。父亲对此感到惊异，从邻近人家借来给他，(仲永)当即写了四句诗，并且题上自己的名字。这首诗以赡养父母、团结同宗族的人为内容，传送给全乡的秀才观赏。从此，指定物品让他作诗，(他能)立即写好，诗的文采和道理都有值得看的地方。同县的人对他感到惊奇，渐渐地请他的父亲去做客，有的人还花钱求仲永题诗。他的父亲认为这样有利可图，每天拉着仲永四处拜访同县的人，不让(他)学习。
我听到这件事很久了。明道年间，我随先父回到家乡，在舅舅家里见到他，(他已经)十二三岁了。让(他)作诗，(写出来的诗已经)不能与从前的名声相称。又过了七年，(我)从扬州回来，再次到舅舅家，问起方仲永的情况，回答说：“(他已经)才能完全消失，成为普通人了。”
王先生说：仲永的通晓、领悟能力是天赋的。他的天资比一般有才能的人高得多。他最终成为一个平凡的人，是因为他没有受到后天的教育。像他那样天生聪明，如此有才智的人，没有受到后天的教育，尚且要成为平凡的人；那么，现在那些不是天生聪明，本来就平凡的人，又不接受后天的教育，想成为一个平常的人恐怕都不能够吧?
五、作者介绍
王安石（1021～1086） 北宋大臣。原籍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生于临江军（治今江西清江）。字介甫，号半山。父王益，进士出身，长期在今江西、广东诸州县任职，卒于江宁府（治今江苏南京）通判任上，全家举迁后久居不去，江宁成为第二故乡。幼随其父遍历各地，见多识广，深谙民情。庆历二年(1042)举进士，出任潍南东路（治今江苏扬州）判官。庆历七年(1047)，调任鄞县（今浙江宁波东南）知县，遍访东西14乡，部署水利兴修，创导贷谷与民（为“青苗法”之发端），政绩有声，且对理财必须“资之天地”（即靠发展生产）有独特的见解。皇佑三年(1051)再调任舒州（今安徽怀宁）通判。时在京名人范仲淹、富弼等闻其文辞政事有声，交表推荐，均以“家贫口众”不愿就翰林馆职，其间仅一年任太常寺群牧判官，坚请离京出任东南地方官吏，“得尽其才”。嘉佑二年(1057)即改任常州知州。次年移任提点江南东路（治饶州，今江西波阳）刑狱，不久入为三司度支判官。向仁宗上《言事书》，力言当从培养、使用人才的各个环节着手改革吏治，兼及理财、军事等各方面的改革，实为后来变法的早期纲领或理论雏形。仁宗赞其文才，拔为知制诰，然对改革不加采纳。再上《时政疏》（又名《本朝百年无事札》；一说呈于熙宁元年，神宗时，强烈呼吁及时改革，“有为之日，莫急于今日；过今日臣恐有无所及之忧”。嘉佑八年(1063)仁宗死，不久母丧回江宁守制，离职去。英宗在位四年，居家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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