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历史为什么会产生很多本土宗教?

是什么文化思想,使得这片土地产生了很多宗教,种类繁多,众神个是各种各样!
为什么中华大地本土宗教就很少呢??

印度宗教繁多,素有世界宗教博物馆之称。一般认为,印度宗教肇始于公元前1500年前后开始的吠陀文明时期,这一时期的吠陀教是印度宗教的滥觞。但根据考古和印度教的实际情况看,我们不能无视公元前3000年前后开始的印度河流域城市文明这一时期。实际上,印度宗教特别是印度教中的诸多因素与印度河流域城市文明有着不可忽视的渊源关系,而与吠陀文明却牵扯不大。可以肯定,印度河流域城市文明时期的宗教信仰和吠陀文明时期的吠陀教信仰同是印度宗教特别是印度教的源泉,二者缺一不可。因此,印度宗教史的上限时期应该是印度河流域城市文明时期,而非吠陀文明时期。

就历史分期而言,将整个印度宗教史分为五个时期比较科学。第一个时期为“初期”,开始于印度河流域城市文明的上限时间,即公元前3000年前后,结束于印度列国时期,即佛教、耆那教产生的公元前6世纪前后。这一时期实际上是印度宗教特别是印度教的产生和前期发展阶段:首先,印度教的两大源头印度河流域城市文明时期的宗教信仰和吠陀文明时期的吠陀教都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达到了各自相对成熟的阶段。其次,这两大源头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开始由独立发展走上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道路,从而形成婆罗门教,使印度次大陆上的宗教具有了某种“统一”形式。第三,在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中,婆罗门教的“三大纲领”得到确立并强化,逐渐走向反动,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为佛教、耆那教及其他思潮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和环境。

“初期”又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印度河流域城市文明时期(公元前3000年前后至公元前1500年前后)、吠陀文明时期(公元前1500年前后至公元前1000年前后)和婆罗门教文明时期(公元前1000年前后至公元前6世纪前后)[2]。

在印度河流域城市文明时期,印度宗教产生并逐渐形成,其信仰主体是印度土著人,通常认为是现在居住在南印度的达罗毗荼人的祖先。虽然目前我们还不能十分清楚地描述出当时的宗教状况,但从考古发掘物和遗迹可以断定当时的宗教具有这样几方面的特色:其一,当时似乎盛行一种万物有灵论的原始宗教。人们崇拜石头、树木和兽类等,认为它们是善良的或邪恶的精灵的依附物,具有灵性和某种能力甚至神力。这充分表现在印度河印章上,印章上“反复出现的公牛形象和怪诞多头或身首相异的动物形象几乎可以肯定是宗教象征。”[3]在印度河印章上,牛的种类最多,有公牛、牛、水牛和野牛等,这说明牛在印度河流域城市文明人的心目中地位不同一般。印度教徒对牛的特别眷顾、视牛为神的宗教习俗也许与这时期的信仰不无联系。其二,对“女神”的崇拜似乎很流行。在对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有大量的赤陶质“女神”像。这些造像臀部宽大,乳房饱满,戴有很多饰品。这是早期印度人理想中的女性美形象,并为后人甚至现代印度人所推崇。印度河印章上也有不少女人像,其中有个图像是从一个女人的肚子里长出一颗植物,很可能是崇拜象征丰产的大地女神。这种对“女神”崇拜的现象与后来印度教的萨克蒂崇拜(Sakti,即性力崇拜)在基本概念上似乎是一样的,即相信女性的生殖能力是万物的本源。这很可能就是性力崇拜的最早源头。其三,与“女神”崇拜有某种对应性质的“林伽”(Linga,即男性生殖器)崇拜也是当时的一种非常明显的宗教习俗。考古学家除在文明遗址中发现了不少酷似湿婆林伽的石头断片外,还发现了一个用石灰石雕刻的不完整的男性躯干像,其身体扭曲的姿势使人联想起印度教湿婆大神的造像。该雕像的两腿连接处有一个颇大的空洞,这说明它曾有过一个竖起的巨大的阴茎。这些表明,当时林伽崇拜已经存在,而且为后世的印度教文明所继承下来。其四,湿婆神崇拜已经存在。在一枚印度河印章上,一个男性修行者端坐中央,似乎正在修炼瑜伽或禅定,形象具有后来印度教神像的风采。该修行者有一个正面和两个侧面的三面看得见的脸,头上戴着硕大的牛角形头饰,给整个形象罩上了一层神秘的光彩,使人想起湿婆大神的瑜伽行者形象和三头形标记。修行者的宝座周围围绕着不同的动物,这与湿婆大神的“百兽之王”或“兽主”的称号也不谋而合。由此可以看出,印度河流域城市文明时期的宗教信仰已经比较成熟,可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体系。�

吠陀文明时期的宗教习惯上被称为吠陀教,其主人是从南俄欧亚草原上迁徙而来的雅利安人,史称印度雅利安人。在雅利安人大批进入印度次大陆之前,由于自然条件恶化、人口增多而物质资源匮乏引起内乱等原因,印度河流域城市文明逐渐衰落;遭到雅利安人侵略后,这一文明更是一蹶不振,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印度雅利安人文明即吠陀文明由此成为印度文明的主旋律,印度河流域城市文明时期的宗教也让位于吠陀教,成为非主流信仰即民间土著人的信仰。吠陀教有两大特点:第一,多神崇拜,有泛神倾向。从某种角度说,吠陀教的圣典《梨俱吠陀》实际上就是一部颂神诗歌集。对雅利安人而言,几乎所有可见和不可见的东西都是神。这些神要么是自然现象的化身,如太阳神苏利耶、火神阿耆尼等,要么是社会现象的写照,如人间军事统帅神话化的战神兼雷神因陀罗、人间统治者神话化的神王伐楼那、人间暴君神话化的天国野猪楼陀罗、人类父母神话化的阴阳对偶神天空神提奥和大地女神普利提维等等。这实际上是一种心理神话化的体现。与印度河流域城市文明时期的宗教信仰相比,吠陀教的神灵信仰基本上已经成熟,绝大多数神灵有了相对稳定的说法,他们的名称、职责以及优缺点等都很清楚,信徒们(雅利安人)也已知道向他们献什么和求什么。仅从对单个神灵的信仰上来说,这近乎一种现代的信仰模式。第二,盛行祭祀之风。有证据显示,雅利安人的祭祀之风由来已久,在进入印度前就有此习俗。到印度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物质的丰富,这一习俗得到发扬光大,祭神和献祭规模盛大,被用于多种活动中,如颂神献祭、财产再分配、国王灌顶、生老病死及婚丧嫁娶等等。雅利安人把祭祀活动看作是部落和国家繁荣昌盛的重要保证和标志,尤其是部落首领或国王可以通过祭祀活动向人们显示自己的重要性,进而得到人们的拥护和爱戴。对婆罗门祭司而言,他们在祭祀活动中“呼风唤雨”、“与神灵对话”,由此获得所有人包括国王、贵族等重要人物的肯定和崇拜,并且得到“布施”,成为富有的有产者。

婆罗门教文明时期的宗教自然是婆罗门教[4]。经过吠陀文明时期的碰撞和冲突之后,印度河流域城市文明时期的宗教信仰即当时的民间土著人信仰和吠陀教信仰在这一时期逐渐合流,相互融合而形成婆罗门教。从某种意义上说,“四吠陀”中的前“三吠陀”《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和《夜柔吠陀》主要是吠陀教的,而第四吠陀《阿达婆吠陀》则主要是印度河流域城市文明时期的宗教的。不过,在“梵书”、“森林书”和“奥义书”中,特别是在“奥义书”中,两者就完全合而为一了。在这一时期,后世印度教的主要信仰如“梵我同一”论、“业报轮回”论和“精神解脱”论等已经形成,种姓制度和人生四行期说已经成熟,三大主神系统也已初具规模。最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种姓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加强,婆罗门教的 “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三大纲领形成并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根据三大纲领的规定,“吠陀”经典是最神圣的,是最高神赐予人世的启示和真言;但只有婆罗门种姓的人才能研究这些经典,也只有他们才有传授这些神启和真言的资格和权利。“祭祀”是万能的,可以满足人们的各种愿望,但只有婆罗门种姓的人才能做祭司,他们通过祭祀仪式与神沟通,以实现主祭者的目的。在四种姓中,婆罗门种姓由大神的口生出,是最圣洁的种姓,“是人间的神”[5]。因此,就三大纲领的实质而论,“婆罗门至上”是核心,“吠陀天启”和“祭祀万能”是为“婆罗门至上”服务的。�

印度宗教史的第二个时期即“古代时期”开始于公元前6世纪前后,结束于公元7世纪前后,前后经历一千多年。这一时期包括印度历史上的“列国时期”(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孔雀王朝时期”(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割据时期”(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4世纪)、“笈多王朝时期”(公元4世纪至7世纪)。

列国时代是古代印度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时代。据佛教和耆那教文献记载,当时有十六大国[6],所以这个时期也被称为“十六国时期”。在这个时期,恒河流域逐渐取代印度河流域,成为印度次大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社会经济发展迅猛,各大部落相继过渡到国家阶段,城市和国家普遍兴起。这时期,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和三大纲领走向腐败,成为社会发展的强大阻力,引发了社会思想领域的大变革。顺应这一潮流,佛教、耆那教和其它反婆罗门教的思潮相继出现,类似于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景象应运而生。与中国的“百家争鸣”相似,当时印度的社会活动家和思想家怀着拯救社会拯救人类的宏大志向,积极进取,努力寻求正确的人生之路。不过,两者又有着质的差别,印度的百家大多是宗教的、出世的,而中国的百家则大多是世俗的、入世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身处第二第三种姓,印度的刹帝利和吠舍两大种姓对这种变化是抱着接受和欢迎的态度的,这是婆罗门教失势和佛教、耆那教等得以发展壮大的重要条件。

公元前4世纪初期,孔雀王朝诞生[7]。这是印度历史上的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其疆域辽阔,东起布拉马普特拉河,西至阿拉伯海,西北包括阿富汗的大部分地区,南抵佩内尔河。这对印度宗教、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印度次大陆在宗教、文化方面第一次实现了某种统一。在这一时期,印度教、佛教、耆那教等迅速向南向西传播,与当地文化融合,扎下根来。孔雀王朝是印度佛教发展的黄金时期,其第三代皇帝阿育王重视佛教,推崇佛法。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佛教发生了分裂,进入部派佛教阶段。不过,统治者采取的是宗教兼容政策,在佛教得到大发展的同时,印度教、耆那教等并没有受到排斥。由于过于偏重苦行,耆那教有所发展,但速度不快。对印度教来说,这是一个反思的时期,体现其重要教义的两大史诗开始产生。在史诗中,婆罗门一改“婆罗门至上”的宣传手法,对刹帝利种姓歌功颂德,希望以此获得国王、贵族等的支持,伺机复兴婆罗门教。另外,种姓制度也在发生变化,“瓦尔纳制”逐渐演化成为“贾蒂制”,亚种姓大量出现。

孔雀王朝以后,印度次大陆步入割据时代。在这一时期,诸国并起,王朝更迭频繁,巽加王朝、甘婆王朝、萨塔瓦哈纳王朝、羯陵伽、西萨特拉普和贵霜王朝等是先后出现的比较著名的国家。这些国家有的信奉婆罗门教,如巽加王朝和萨塔瓦哈纳王朝等,有的信奉佛教,如贵霜王朝等。不过,绝大多统治者采取的是宗教宽容政策,他们在偏重一教的同时并不排斥其他宗教。总体说来,婆罗门教在这一时期有所抬头,夺回了不少失地。其经典两大史诗最终形成,宗教法规《摩奴法论》等产生并成书,正统六派哲学也已基本定型。婆罗门教由纯粹的婆罗门种姓的宗教逐渐变成了婆罗门和刹帝利两个高等种姓的共同宗教,实力大大增强。佛教虽然失去了全国性的地位,但在南印度和西北印度等地区仍受到统治者推崇。在这一时期,受婆罗门教等印度本土思想的影响,印度佛教开始过渡到大乘佛教阶段,向“印度教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笈多王朝是印度历史上第二个大一统的王朝,其统治者大多信奉印度教。这一时期是婆罗门教复兴的最为关键的时期,它为中世纪印度教的改革和发展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佛教在这一时期继续自己的“印度教化”进程,为进一步“融入”印度教做准备;同时,佛教开始了学院式佛教和民间佛教相脱离的发展模式,一方面佛学水平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佛教学者和大和尚等越来越脱离普通信众。

印度的中世纪与欧洲的中世纪不尽相同[8],始于公元7世纪,终于18世纪中期[9],也是印度宗教发展史上的第三个时期。在这一时期,印度佛教消亡;锡克教产生;婆罗门教演变成为新婆罗门教即印度教,其“往世书”形成、三大教派定型;伊斯兰教进入并成为印度的重要宗教之一。根据印度社会历史的实际情况,笔者把这一时期分成前中世纪和后中世纪两个时期,分界线是公元13世纪初(1206年),即伊斯兰教德里苏丹国成立的时间。

在前中世纪时期,印度次大陆实际上分成了两个部分:北方遭到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的持续侵略,结果是伊斯兰教进入了印度,伊斯兰教政权在印度建立起来。在南印度,印度教帕克蒂运动[10]兴起,运动主体主要是下层首陀罗种姓群体;运动目的有二,一是反对在南印度统治上层有一定实力的佛教和耆那教势力,二是提升自己的宗教地位,特别是争取虔信印度教神灵和进入寺庙膜拜神灵的权利。由于婆罗门种姓在南印度实力较弱,他们也积极参与了这一运动。由此,在高种姓和低种姓的共同努力下,佛教和耆那教节节败退,南印度逐渐为婆罗门教所占领。这时期,印度教出现了几个伟大的改革家,如商揭罗师徒和罗摩奴等,他们在吸收佛教和耆那教的某些内容后对印度教进行了革新,使印度教由婆罗门教阶段正式过渡到印度教阶段。佛教在北印度的遭遇更为不幸,遭到了伊斯兰教侵略者的沉重打击。此外,自7世纪始,印度佛教开始密教化进程,与印度教的某些派别更为接近,印度教色彩更为浓厚;同时,佛学与普通信众的距离也更为扩大。这样,至公元13世纪初,印度佛教在伊斯兰教侵略者的重创下,开始在印度次大陆销声匿迹,为印度教所吸纳,融入印度教,回归母体。

到了后中世纪时期,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成为印度次大陆上最有影响的两大宗教。德里苏丹国及其后继者莫卧儿王朝都以伊斯兰教为国教,将领土伊斯兰化是其统治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在统治者以武力、政权和税收等作为工具强力传播伊斯兰教的同时,在伊斯兰教苏非派大师们的努力下,苏非运动在民间以和平手段在这方面也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两种宗教之间的冲突,为双方的融合与和平相处做出了努力,并取得了成功。这时期印度教帕克蒂运动也在整个印度次大陆开展起来,出现了更多的宗教家,如摩陀伐、瓦拉帕、耆坦亚、苏尔达斯、罗摩难陀、杜勒西达斯、格比尔达斯等等。与前中世纪时期不同的是,与伊斯兰教抗衡、保护印度教地盘成为这一时期印度教帕克蒂运动的第一大任务。这些印度教大师不仅使印度教成功地抗衡了伊斯兰教,还对印度教进行了改革,使印度教具有了更为“现代”的内容,为印度教在近现代时期的发展做了必要的准备。同是在这一时期,原为印度教帕克蒂运动派别之一的那纳克派脱颖而出,形成锡克教,那纳克师尊成为其第一任祖师。自第六任祖师哈尔·哥宾德开始,迫于社会现实的压力,为适应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锡克教逐渐走上了尚武的道路。

17世纪初期,基督教文明被西方商人引入印度。一百多年以后,即18世纪中期开始,这一文明开始了大规模的枪炮攻势(以1757年的普拉希战役为起点),印度文明和印度宗教面临着新的威胁。自此直到1947年印度独立的时期是印度宗教发展史上的第四个时期,即“近现代时期”。应该指出的是,经过数百年的斗争和融合,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基本上适应了共生共存的社会环境。再者,佛教早已消亡,耆那教业已式微,在这几百年中,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形成了近现代印度文化的另一个主要组成部分——颇具特色的南亚伊斯兰教文化。由此,印度教文明和南亚伊斯兰教文明共同面对来自西方的威胁,两教信徒在与西方的抗争中多次用一种声音说话,用一种姿态表达印度的不满。在1857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中,印度教徒和印度穆斯林并肩战斗,沉重地打击了英国殖民者的嚣张气焰。大起义失败以后,英国女王成为印度女皇,印度正式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在这以后的近一百年里,印度诸宗教在共同争取印度独立的同时,实现了自身的现代化转型。印度教先后出现了罗姆·摩罕·罗易、达耶难陀·娑罗室伐底、罗摩克里希那、辨喜、提拉克、奥罗宾多·高士、甘地、泰戈尔等大师,他们与时俱进,对印度教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改革,使之成为富有生命力的新时期的宗教。伊斯兰教同样出现了不少宗教哲学大师,莫卧儿王朝的皇帝阿克巴对伊斯兰教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尝试,之后又出现了赛义德·阿赫默德·汗和伊克巴尔等人,他们为伊斯兰教在南亚次大陆的发展和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使之获得了新生。从此,印度教和南亚伊斯兰教与普通信徒的距离更为接近,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也更为密切。这一时期前半期,在兰季特·辛格的领导下,政教合一的锡克教国家在旁遮普地区盛极一时。19世纪中期,英国占领旁遮普,锡克教国家灭亡。但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宗教,锡克教继续发展,仍然是旁遮普地区最大的宗教。

1947年,印度获得了完全独立,但印巴分治却给次大陆人民带来了永远的伤害。原来的印度宗教分布于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三个国家:印度教和锡克教主要在印度发展;伊斯兰教在三个国家并行发展,但以巴基斯坦为中心。就地域层面来看,各种宗教的印度次大陆特色或南亚色彩丝毫不减,相互间如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印度教和锡克教之间虽时有争斗,但各方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功地与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联系了起来,成为社会建设的原动力之一。这是印度宗教在当代时期的基本状况。

综上所述,印度宗教史可分为以下五个时期:�

一、 初期的印度宗教(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6世纪)�

二、 古代的印度宗教(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7世纪)�

三、 中世纪的印度宗教(7世纪至18世纪中期)�

四、近现代的印度宗教(18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

五、当代的印度宗教(20世纪中期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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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0-03-22
从文明诞生的原始社会来讲,农业剩余产品的多少直接决定了老百姓有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关心生存以外的问题。
印度因为洋流和大气循环的缘故,每年都能因为雨季获得充沛的降水,庄稼容易获得有效的收成,而且森林茂密,植被充沛。婆罗门教规定男性教徒年满60岁就应该离开家去森林里修行,你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情况下谁来养活他,自然是依靠施舍和森林的果实。在印度两大史诗《罗摩衍那》与《摩诃婆罗多》中,总是充斥着“因为没有招待好仙人而被诅咒”这样的故事,可见在古印度,赡养僧侣或者修行者是极其普遍的大众活动,让这些人有闲工夫去研究神学。
相对同时代而言,黄河是有名的脾气坏的河流,它的泛滥及其多变经常导致沿岸居民受灾,华夏平原更因为大陆性季风气候,降水也不是非常规律,所以住民必须更努力地耕种,面对更严峻的现实条件才能活下去。
对一个连续几年都收成不好导致家破人亡的部族谈什么永生啊上帝创世啊,他们的兴趣肯定不会浓厚,大家更不会有闲置的粮食来养活“仙人”,我们的文明倡导“不是嗟来之食”。所以我们汉族的神话故事,很多都是周朝以后,从其他民族的神话故事中演化而来的。比如伏羲女娲,就来自苗族;盘古开天,是东汉之后才有记载,根据考证起源于巴比伦神话。中国文明,始终不是封闭的。
著名神话学家徐珂曾经说过“中国是文明中的早熟儿童”,这个定义应该很精准。

参考资料:《诸神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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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个回答  2010-03-10
简单的说
一个是自由发展宗教.另一个是有制约性,在有条件的前提下发展宗教.
第3个回答  2010-03-14
重视神话和轻视历史的国家以乞讨文化为该国的文化精神. 游历美国和前苏联之间。
第4个回答  2010-03-20
因为在古代非常类似联邦,并不像是一个国家,分歧,冲突等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