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他朋友任安的一封信。
任安在汉武帝时任益州刺史。汉武帝晚年信任重臣江充。江充诬陷太子刘据,刘据被迫起兵讨江充,兵败后自杀。刘据起兵时,任安接受了他的命令,因而被判处死刑。
任安在狱中时写信给司马迁,希望他能尽“推贤进士”的责任,出面援救自己。司马迁曾因替李陵说话,遭受了残酷的宫刑。他鉴于以往的教训,认为即使自己出面援救也无济于事。所以很为难,久久没有作复。只是在任安就要被处决时,才写了这封信。
在这封信中,司马迁详细述说了自己清白无辜而蒙冤的不幸遭遇,着力抒发了惨遭宫刑之后蒙羞含辱的愤懑;揭露和批判了封建最高统治者喜怒无常,是非不明、贤愚不分的昏庸;同时他又引用了许多命运坎坷而德才杰出的历史人物的事迹以自励,决心忍辱负重完成自己的历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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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任安书》表面上是为任安写回信,但对任安让他“推贤进士”只一笔带过,而用大量篇幅向好友任安倾诉自己无比激愤的心情。向任安也是向世人诉说了自己因李陵之祸所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自己内心郁积已久的痛苦与愤懑,大胆地流露出对汉武帝是非不辨,刻薄寡恩的不满。
《报任安书》对研究司马迁的思想及《史记》的写作动机、完成过程,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散文杰作。古人早就把它视为“天下奇文”,可与《离骚》媲美。
此文之奇,首先表现在气势磅礴。作者长久郁积在心中的悲愤,借此文喷薄而出,有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其气势之壮阔,令人惊叹;此文之奇,在它的纵横捭阖,波澜起伏。
作者是坦率的,内心的矛盾又是十分复杂的。他无意矫饰,三言两语又说不清楚,所以他就一一道来;此文之奇还在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如泣如诉,时而旁征博引,时而欲言又止。曲折反复,一波三折,行文流畅,语言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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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给其友任少卿(姓任名安, 字少卿)的一封回信。因从回信中可以见到太史公司马迁写史记的理想,故为后代所传颂。
《报任安书》表面上是为任安写回信,但对任安让他“推贤进士”只一笔带过,而用大量篇幅向好友任安倾诉自己无比激愤的心情。向任安也是向世人诉说了自己因李陵之祸所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自己内心郁积已久的痛苦与愤懑,大胆地流露出对汉武帝是非不辨,刻薄寡恩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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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任安书》的写作背景,是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发生巫蛊之祸,司马迁之友任安(字少卿)接到太子刘据发兵令,但按兵不动,不助太子,亦不助武帝。
事后,任安以“坐观成败”之罪名被处腰斩之刑。司马迁在此时回信在死牢的任安表达他的想法。
任安是荥阳人,从小就是孤儿,家庭贫困,为人赶车到长安,落脚武功,后为亭长。邑中人出外打猎,任安为大家分“麋鹿雉兔”,甚为公平,众人皆喜。
后来发生了戾太子事件,太子刘据起兵造反,刘据在北军南门外召任安起兵,任安接受了符节,但闭门不出。刘据兵败逃亡,田仁认为皇上与太子是骨肉之亲,便开城门放刘据出城。
汉武帝从甘泉宫回到京城认为任安“是老吏也,见兵事起,欲坐观成败,见胜者欲合从之,有两心。”将任安下狱,后处死。
李陵是飞将军李广的孙子,公元前101年,汉武帝派李广利率三万骑兵出击匈奴右贤王于天山。本来战斗很顺利,后来因为叛徒告密,李陵也因此被俘。李陵投降匈奴,在匈奴待了26年,公元前74年,病死。
李陵兵败被俘的消息传到京城,汉武帝龙颜大怒,召集群臣讨论,所有大臣都纷纷落井下石,说李陵有罪。唯独司马迁站出来讲公道话。
司马迁的本意是为武帝宽心,安慰武帝,但汉武帝却认为司马迁是“沮贰师”。“沮”是用语言败坏人的意思。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是诋毁贰师将军李广利。
李广利是汉武帝的妻哥,又是此次征匈奴的统帅。为李陵辩护与“沮贰师”,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汉武帝却以“沮贰师”的罪名,判处司马迁死刑。
九年后,李广利投降匈奴,司马迁写进了《匈奴传》,这就是历史的真实。
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47岁的司马迁被捕下狱,公元前98年,48岁的司马迁接受了官刑。接受宫刑免死,对常人来说,可能不是多大问题,但对司马迁来说,问题比天还大,很难接受。原因有二:一是羞辱了祖先,二是成为个人的最大污点。
任安曾写信劝司马迁多“推贤进士”,寄信时间有太始四年(前93年)说、抑或征和二年说。因为在李陵事件,司马迁被判处宫刑时,任安并未助司马迁之故,所以司马迁回信一直自称为“刑余之人”,而无力“推贤进士”,暗示有拒绝相救的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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