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有贫民了 而且是很多，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从过去的利益关联体逐渐演变为对立的阶级。工业革命中,机械大工业逐渐代替了手工业生产,工人却由生产的主体沦为机器的附属品。资本家为谋取最大利润,总是千方百计增加工时,提高劳动强度,降低工资,甚至雇佣妇女儿童而且给予较低的工资。但是,资本家却不能给予工人必要的劳动安全保障,劳动环境恶劣,工伤事故不断,严重危害工人的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1841年受命调查煤矿工业的皇家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使得整个英国感到震惊。报告揭露出煤矿里种种野蛮景象:雇佣妇女和儿童,工时之长达到残酷的程度,没有安全设施,卫生条件和道德状况普遍很差,令人恶心。关于这个报告的讨论以及其他工业揭露出来的类似状况,几乎立即在英国文学里反映出来,它们分别从道德和美学的观点出发,不断地掀起批评工业主义的浪潮。”[5]工业革命以及自由放任主义所带来的这些负面效应必然要激化劳资矛盾,并进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对此,政府本应通过劳动立法进行干预。但是,在工业时代之初的英国,自由放任主义大兴其道,认为劳资双方的契约关系是双方自愿签订的、法律不应干涉的关系,在履行契约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了问题也应该自负其责。因此,在当时的英国,尽管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是政府的劳动立法进展迟缓,这引起了工人阶级的极大不满。
市场竞争的加剧,还造成了大批穷人,社会出现了不平等和贫穷现象。到19世纪晚期,英国国内有近百万人失业,急需政府出面予以救济。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资产阶级藐视人权,不把失业工人和穷人当做人来看待,认为贫困是由于“个人懒惰”所致,因而应由“个人负责”[6]。以这样的思想观念为指导, 1834年,在工业资产阶级的推动下,政府制定了一部《济贫法》。这部法律规定,在各地建立济贫院,凡无生活来源、需要社会救济者必须进入济贫院。但是被救济者在济贫院内被迫从事繁重体力劳动,里面的生活条件又极为恶劣。“如果接受救济的人生活得同自食其力的人一样好,那么这种救济制度就会从根本上使所有人丧失勤奋努力、刻苦自励的精神,如果真的实施这种制度,那么作为其补充,就需要一种有组织的强迫劳动制度,来迫使那些没有自立动机的人像牛马那样干活儿。”[7]可见,这部济贫法实际上把“救济穷人”变成了一种“惩治穷人”的手段[8] ,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摆脱济贫税负担和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充足的劳动力来源。大量工人失业和贫困对政府和资产阶级构成了强大压力。这一事实迫使政府开始认识到,贫困问题是社会原因造成的,政府理应承担起救济贫困的责任。
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在经济领域里出现了无序、恶性竞争,生产与资本高度集中垄断及其他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行为。这在当时奉行经济自由主义哲学的人看来是很正常的。他们认为,个体的自由竞争和自由放任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一切经济事务由市场主体去自我管理和调节;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主张政府应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但是自由放任主义已经不适应新的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总体上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利于政府宏观目标的实现。工业社会中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迫使政府改变统治策略,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对政治、经济、社会事务实行积极的国家干预政策,进行政治和社会变革,否则将危害社会稳定和国家统治。正如德国比较法学家茨威格特指出的那样,“19世纪的英国其国际地位因为拿破仑的战败而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但是国内却陷入了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时期。工商业已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拥入城市的工人不断增加,但议会两院仍由极其保守的世袭贵族、主教和土地贵族把持着。这时,由于拿破仑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欧洲大陆对英国工业所能提供的出口市场十分有限,因而英国的失业人口猛增,工资下降。而土地所有者却实行谷物的关税制,以抑制粮食的廉价进口,这进一步加深了民众的苦难。饥饿、罢工使英国的进步力量开始认识到,如果想要避免革命,就必须进行政治和社会的改革。”[9]整个19世纪英国的政治、社会和司法改革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
城市：
伦敦 那里的贫民区肮脏、拥挤
伯明翰(Birmingham)－英格兰工业重镇
利兹
曼彻斯特
设菲尔德
18世纪下半叶,英国长期以来的技术革新出现飞跃,掀起了工业革命,从生产技术到生产方式,都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伴随着生产方式与生产能力的巨大进步,人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增长。英国全国人口1801年有l 574万人,1831年有2 415万人,1851年有2 739万人。从1801年到1851年间,全国人口每10年的增长率依次为14.0%、18.1%、15.8%、14.3%和12.6%。而同期城市/城镇增长率分别达到23.7%、29.1%、28.0%、25.O%和25.9%。城镇人口增长率大大高于全国人口增长率平均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大量人口向城镇/市集中,无疑给城镇/市的住房产生了巨大的压力。英格兰西北部的一些城市增长特别神速。1820—1830年,利兹、曼彻斯特、设菲尔德以及伯明翰的人口增长率达40%以上。外来移民也增添新的压力,仅仅1848年的爱尔兰饥馑,就给伦敦输送了lO万个无立锥之地的穷人。城市人口的大量增长导致城市地价的急剧上涨,城市人口开始向郊区迁移,随之,郊区按既存的阶级结构重组:中上层阶级迁移到西区。而工人阶级集中在东区,居住在过于拥挤和恶劣的环境中。这样在城市里,从中世纪以来形成的居住模式逐渐被打破,形成了许多新兴的富人区,也形成了大大小小的贫民聚居区。
19世纪英国城市里存在工人住宅区、或称贫民窟,应该是有目共睹的现象。所谓贫民区,有一个通用的称呼叫贫民窟——,在19世纪中叶为当时人称为“乌鸦窝”(rookeries)。这样的贫民窟在几乎每一个城市都以不同的模式表现出来,无论是像伦敦这样的古老首都,还是像曼彻斯特这样的新兴工业城市。在伦敦的圣·吉尔斯(st Giles)、塞夫顿山(Saffmn Hill)、兰特克立夫路(RatcliffeHighway)、雅克布岛(Jaeob's Island)、伯立克街(Berwick Street)和派尔街(Pye Street,威斯敏斯特)、“直布罗陀”(Gibraltar);在曼彻斯特的牛津路(Oxford Road)、小爱尔兰(Little Ireland)、议会街(Parliament Street);在利兹的靴鞋场(Boot-and-ShoeYard);在诺丁汉的长屋(Long Row)背后的陋街(shambles);在德兰(1Xldlam)、纽卡斯尔(Neweas,tle)、盖茨海德(Gateshead)和伯纳德斯尔(BamardCastle),每个城市几乎都有形形色色的贫民窟聚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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