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美国首家临终关怀医院建立。1982年，国会颁布法令在医疗保险计划（为老年人的卫生保健计划）中加入临终关怀内容，这为病人提供了享受临终关怀服务的财政支持，同时也为美国临终关怀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政策的变化使得各地立即出现临终关怀浪潮。十多年来，美国的临终关怀服务在处理复合性疼痛和症状方面的能力逐步增加，服务机构从小的、自愿组织发展到各种正规的非赢利和赢利机构。
社会发展中的一些因素促使临终关怀的需求量大大增长，如人口老龄化、人们对有尊严地死亡的关注以及各种机构在临终方面费用的增加。美国的临终关怀产业迅速发展，临终关怀计划数量每年以将近17%的速度递增。如今，美国国家临终关怀组织（NHO）在50个州正在运行和计划之中的临终关怀计划超过3100个。仅1998年，美国约有54万病人和他们的家属接受了这种服务。 日本的临终关怀医院中比较有名的是淀川基督教医院（大阪）、圣兰三方原医院（浜松）、圣约翰会 @町医院（东京）等，临终关怀医院的数量在不断增多。
1987年，日本首先建立了国立疗养所松户医院，以后又建立了国立癌症中心东医院。 列入规划
按联合国的标准，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0%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中国在2000年进入了老龄化国家。据统计，2005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达到1.45亿，占总人口的11%，而且每年还在以3.3%的速度增加。到2050年，80岁以上的老人将超过1亿。 中国社科院劳动所所长蔡窻说，未来中国的老年人口总量会是世界第一，老年人口的比重也会是世界第一。养老无疑将是中国即将承受之重。其中，高龄重病老人的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更是未来养老问题中的难点。
不久前，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透露，中国的全国失能老人940万，部分失能老人1894万。他表示，由于缺乏社会护理，一个失能老人最少影响两个家庭，所以有很多家庭被失能老人的护理问题所困扰。
事实上，在松堂起步发展的时候，中国政府和社会也在逐步地考虑养老问题。早在1992年，时任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就说过：卫生部准备将临终关怀作为我国医疗卫生第三产业的重点之一，列入事业发展规划，促使其健康发展。2004年，国内有的地区医院评审标准中新增了临终关怀的内容，从政策导向上予以重视。
上述事实在朱林看来，意味着松堂的事业前景是无限的。工业化的车轮隆隆而过，即便是深受儒家慎终追远、衷心哀悼熏陶的中国及东亚国家，也抵制不住这个时代公式化的死亡处理程序。正如著名的精神医学与死亡学家伊莉莎白·罗斯在她的《死亡与临终》中说的：“一件最后重要的事是，今天的死亡过程在许多方面都是更为可怕和令人厌恶的，就是说，更加孤独，机械化及非人化……死亡的过程变成孤立而缺乏人情味，绝症患者被迫从自己熟悉的环境中运出，匆匆忙忙送到医院。”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所能做的是让死亡变得有尊严一些。
发展方向
美国的临终关怀现状是中国今后的发展方向。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能从美国的临终关怀中获得许多启示。
（1）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的影响在各国是相通的，不仅在发达国家，而且在发展中国家，同样有对临终关怀的需求。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特别是城市独生子女大量涌现，社会对临终关怀的需求将越来越强烈。美国的经验表明，临终关怀是一个节省费用的有效照料方法，是解决濒危病人家庭照料困难的一个重要途径。鉴于计划生育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社会在提倡优生优育的同时，也要注重临终关怀，使濒危老人尽量获得善终的条件，有尊严和安详地告别人生。
（2）美国的临终关怀医院尽管有不同的类型，但大多数属于非赢利机构，具有明显的福利性。这也是对中国发展临终关怀机构的一个启示：在发展临终关怀机构的过程中，既要注意多渠道，又要注意其福利性，更多需要由政府出面组织发展。
（3）濒危病人需要多方面的服务，临终关怀将家庭成员的工作转移到社会，使照料工作社会化，实质上是将家庭责任转由社会来承担。社会承担离不开经济条件，临终关怀服务的发展必须从国情国力出发，中国的临终关怀事业不能一哄而起，应该循序渐进，逐步扩大。当前的工作是：社会需要重新认识帮助面临生命终结的个人有尊严和舒适地死亡，强调家庭成员或照料者对濒死者提供富有爱心的帮助。
（4）美国的临终关怀已经走上制度化道路，临终关怀服务大部分纳入到医疗保险之中，从而扩大临终关怀服务的覆盖面，使得更多的病人享受这一福利。在具体操作中，美国又制定出一整套严密的规章制度，既通过全方位的服务保证该制度的享受者收益，又完全从现实的财力出发，将提供的服务仅限于经济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确保临终关怀服务健康、有序、持久地运转。
（5）尽管临终关怀需要社会支付较多的服务费用，但对于那些身患不治之症的病人来说，接受临终关怀服务可以减少大量的甚至是巨额的医疗费用。如果将少数人的高额无效的费用转移到其他多数人有结果的治疗上，医疗保险费用能够获得最大的效益。由此认识到，适度发展临终关怀对于中国的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6）美国的临终关怀发展过程还表明，仅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是不够的，临终关怀的推广需要人们在观念上进行一场革命。一是要改变死亡的传统观念。每一个文化对于死亡的态度有所不同。在忌讳谈论死亡的文化中，是无法开展临终关怀服务的。濒死病人、家属及医生都要坚持唯物主义，当死亡来临时，应该面对现实，承认死亡，承认进一步的治疗无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临终关怀才能具体实施。二是要改变使用卫生资源的传统观念。临终关怀一改过去对任何病人无例外一律实施医治的做法，承认医治对某些濒死病人来说是无效的客观现实，通过对他们提供舒适的照料来替代卫生资源的无谓消耗，它实质上体现了对病人及大多数人真正的人道主义精神。因此，临终关怀不仅是社会发展与人口老龄化的需要，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
发展成果
中国第一家“松堂”
中国首家临终关怀医院“松堂”已经成立23年了，但中国人对“临终”这两个敏感的字眼还很难平静接受。
下午2点，北京通州区，松堂关怀医院。庭院内正在进行每日例行的户外课：传球、聊天、晒太阳。“学员”是两排坐着轮椅穿着统一的果绿、果红色罩衣的白发老人，彼此扔着彩色气球，各自兴致盎然地聊着对方未必听得懂的话题。他们平均80岁了，是这里的“中班”成员(松堂的老人按照年龄分为大中小班)。“教员”则是陪在一旁身着护士服或员工服的护士和护工，他们陪着捡球，或随时因为一个眼神马上半蹲下，问话或者系鞋带。两小时后，老人们分别被推着进楼内。有的理发，有的唱歌，有的发脾气，有的找个对眼的病友聊天，有的和“御用护工”做游戏，有的追着护士长给自己儿女挂个电话。
“松堂”是中国首家临终关怀医院。23年前刚成立时，中国人对“临终”这两个敏感的字眼还很难平静接受，甚至有人戏称松堂医院是晦气的“八宝山的前一站”。医院从1987年的1位老人到2位、7位、20位、50位，逐年增长到稳定的近400位，23年来总共送走了3万多位老人。“每个人的生命都会有终结的，我们社会太注重优生，而忽略优死。临终关怀医院所能做的，就是尽量不让临终者带着遗憾离去。”副院长王国意说道。
为了医院把自己的名字都改为同名的创办人、院长黄子齐认为：其实人们的生命没有终结就要参与社会，人们不能过早地在水泥棺材里。除了为没有自理能力的老人提供全面的生活护理，更重要的是心理的护理、关爱，不只是亲情提供的，还需要全社会营造一个比较和谐的美好的生活环境，这就是临终人的基本需求。“临终期大约会持续280天，这是个微妙的数字。”每个人在子宫里也是280多天，十月怀胎，经过一生的成长，最后成了“老小孩”，需要社会像松堂关怀医院这样的“社会子宫”提供最后的关怀，让老人真正带着尊严，甚至愉快地完成生命的最后成长，类似一种——缓安乐死。
有点意外的是，走进松堂医院的感受和站在医院外的想象完全不同。这里没有弥漫死亡的可怕，反而是一种坦然的接受。也许这些被三甲医院定性为生命不可逆转的老人，当拔下身上插满的各种管道，放弃掉各种跟病魔抗争的冒险措施后，只是在这个一切以“生理心理关怀”为主的医院，反而坦然了。这里的每位大夫、护士甚至护工都是最乐观的心理医生，他们不会小心翼翼地避死亡不谈，也不会诚惶诚恐地随着老人的病情被带进情绪低谷，他们是用人性关爱和心理术在为每位老人的“临终280天”取暖。84岁的脑梗老人被喊做“珍珍美女”，卧床50多年的近七旬老人被称为“张小姐”，还有近90岁的日语男歌星，80岁的大才子……近乎绝望的医患关系，在这里变成了类似老小孩乐园的气氛。病痛、恐惧、孤单、负气、烦躁、绝望被唤起的温情，暂时的希望，偶尔的兴奋取代。
由于“松堂”的临终关怀并未局限在老年人，也有很多病患弃婴被送来，生命两极的人群在松堂同时呈现。于是，最温馨的画面莫过于在病房门口，看到一个耄耋老人的轮椅边，还紧紧躺着一个在摇篮里咿呀作声的婴儿，过往的其他老人都会驻足来逗一下婴儿。虽然是无法对话、即将都走向人生另一端的生命，但绝望和希望交织的感觉，让这些老人临终的日子更踏实一些。
北京临终关怀医院地址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西红门北路红华大院
交通：地铁4号线到“新宫站”下地铁后，转乘474公交车到福利农场，下车.或者崇文门地铁站转乘610公交车，北京站转乘827公交车，都转到“福利农场”下车“福利农场”往西20米，十字路往北，400米，即到万明医院。
地铁公主坟站，转乘631公交车，地铁长椿街站，转676路公交车。地铁公益西桥站，转377公交车，均转到“九龙山庄”下车，下车后过天桥到路东来，见西红门一村牌坊向东100米，向南100米，向东100米，即到万明医院。
上海临终关怀医院地址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松花江路127号（近延吉东路）
交通：轨交：8号线延吉中路站或黄兴公园站。
公交：118、145、863、220、115、874、135、868、103、142、137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