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战略要地，但是荆州就比较繁华，当时荆州武汉宜昌的关系是荆州第一，武汉次之，宜昌第三。
荆州人杰地灵，物产丰富，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自古就有文化之邦、鱼米之乡的美誉。荆州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春秋战国时期，20代楚王定都荆州，长达411年。楚先民创造了堪与古希腊雅典文化相媲美的楚文化,荆州出土的战国丝绸、越王勾践剑和整套石磬编钟，无不折射出楚文化的熠熠光辉。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一鸣惊人”的政治家楚庄王、楚国名相孙叔敖、吴国名将伍子胥、楚国名士申包胥、元末起义首领陈友谅、唐代著名诗人岑参、著名文学家“三袁”等等，都是从荆州这块土地上走上历史舞台。荆州是三国文化的发祥地，120回的《三国演义》，有72回写到荆州。“市内三国胜景遍布，保存完好且长达10.5公里的荆州古城墙，被誉为“ 中国南方不可多得的完璧”。1992年发掘的鸡公山文公遗址,经考古界鉴定为“中国第一，世界罕见”。荆州还是中国龙舟文化的发源地，一年一度的“中国荆州国际龙舟节”，已成为荆州独具特色的文化品脾、扩大开放的重要载体和全市人民的盛大节日
宜昌远古属西陵部落，据《宜昌府志》记载：夏、商、周三代，夷陵为古荆州地，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改夷陵置巫县。“夏商时为古荆州之域，春秋战国时为楚国的西塞要地，建有城邑，以后为历代郡、县、州、府的治所”。楚 顷襄王 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楚、拔郢、烧夷陵”，夷陵之名始见于史籍。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置郡县，宜昌市大部分地域属南郡。“汉承秦制”，西汉时夷陵属荆州南郡，东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改夷陵为临江郡。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又改临江郡为宜都郡，领宜都（今宜昌）、秭归、枝江、夷道（今宜都）等四县。三国时，吴皇武元年（公元222年），改夷陵为西陵郡，也称宜都郡。晋太康年间（公元280-289年），改置为夷陵县。东晋分夷陵西境（在长江南岸的黄牛岩至黑岩之间）另置一县时命名“宜昌”，寓意在于祈福分境置县宜于国运昌盛，“宜昌”之名便始见于史。南北朝时宋、齐皆与晋同。梁改宜都郡为宜州，西魏改为拓州，后周改为峡州。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改峡州为夷陵郡，辖夷陵、夷道、长杨、远安四县，夷陵县为郡治，隶属荆州都督府。唐初，改夷陵郡为陕州，领上述四县，属山南东道。天宝初又改为夷陵郡。乾元元年（758年）复改陕州，辖原四县，仍属山南东道。五代时，陕州与荆州、归州为南平国。北宋复称陕州，属荆湖北路，仍辖原夷陵四县。元丰年间（1078～1085年）改“陕”为“峡”。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升峡州为峡州路，领原四县，属河南行省荆湖北道。明初改峡州路为峡州府。洪武九年（1376年），改峡州为夷陵州，领宜都、长阳、远安三县，治所夷陵，隶属湖广布政使司荆州府上荆南道。清顺治四年（1647），夷陵州隶属荆州府。顺治五年，改“夷陵”为“彝陵”。雍正十三年（1735年），升彝陵州为宜昌府，改彝陵县为东湖县并为宜昌府治所，领东湖、兴山、巴东、长阳、长乐五县及归州、鹤峰二州，隶属荆宜施道。宜都、枝江、当阳、远安四县属荆州府。光绪二年（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宜昌被辟为通商口岸。次年，宜昌设立海关，正式对外开放。
中华民国初年废府、州建制，实行省、道、县三级制。1912年改东湖县为宜昌县，与兴山、秭归、巴东、长阳、五峰、鹤峰县属荆南道。当阳、远安属襄南道。1922年，宜昌属荆宜道。1932年、1936年，宜昌、宜都、当阳、远安、兴山、秭归、长阳、五峰八县先后属第九、第六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设于宜昌县城。枝江县先后隶属于湖北省第七、第四行政督察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1928年至1932年，宜昌是湘鄂西苏区湘鄂边根据地、归（秭归）兴（山）巴（东）根据地、荆（门）当（阳）远（安）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斗争，在许多地方建立过革命政权。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8月，中共江汉区委决定正式成立第四专员公署（亦称襄西专署），1949年1月改为当阳专署。1949年5月20日在当阳成立宜昌专员公署，同月在当阳组建宜昌市党政领导班子。6月11日，在当阳芦家湾正式成立中共宜昌市委员会、宜昌市人民政府。1949年7月16日，宜昌城区解放。中共宜昌专署机关和宜昌市党政机关随即从当阳迁驻宜昌城。1949年11月15日，今宜昌市全境解放。
东周至元
春秋战国时期，武汉就成为楚国兴起的军事和经济中心。
武汉市区内已知的最早城堡是东汉末年位于今汉阳的却月城、鲁山城，和今武昌蛇山的夏口城。东汉末三国初，地方军阀刘表派黄祖为江夏太守，将郡治设在位于今汉阳龟山的“却月城”中。东吴孙权为了与刘备夺荆州，于221年把都城从建业（今南京）迁至鄂县（今鄂州），并更名为武昌，取“以武治国而昌”之意。223年，孙权在今武昌蛇山修筑夏口城，同时在城内的黄鹄矶上修筑了一座了望塔：黄鹤楼（屡次兴废达十余次，各有不同时代的风貌）。苏轼在《前赤壁赋》中说的“西望夏口，东望武昌”中的夏口就是指武汉（古武昌即今鄂州市）。南朝时，夏口扩建为郢州，成为郢州的治所。
汉阳一名的来历与汉江密切相关，古语“水北为阳，山南为阳”，古时汉阳在汉水之北，龟山之南，故名汉阳。隋大业二年（606年），改汉津县为汉阳县，汉阳名称自此开始，另设江夏县管理武昌。唐时江夏(武昌)和汉阳分别升为鄂州和沔州的州治，成为长江沿岸的商业重镇，江城之称亦始于隋唐。经过发掘，武汉出土了大量唐朝墓葬，在马房山和岳家咀出土了灰陶四神砖及灰陶十二生肖俑等。两宋时武昌属鄂州，汉阳汉口属汉阳军。宋代的武汉制瓷业发达，在江夏区梁子湖发现了宋瓷窑群100多座。南宋诗人陆游在经过武昌时，写下“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来描写武昌的繁华。
唐至明各代，在汉阳特别是鹦鹉洲一带是长江中游商船集散的地方。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年），武昌成为湖广行省的省治。这是武汉第一次成为省一级行政单位的治所。元代诗人余阙在诗中把武昌、汉阳称为“双城”，显示了武昌和汉阳正融为一体。
明清时期
朱元璋攻克武昌时，第六子朱桢出生，后朱桢被明太祖分封到武昌做楚王，武昌因此得到扩建，成为南方最大的城池之一。在此后274年中，朱桢以后的历代楚王都选择在今江夏区的龙泉山为陵地，使龙泉山形成了有“三龟九寝十二景”之称的古建筑墓群。历史上，汉口、汉阳有一段时间是同步发展的。直至明成化十年（1474年）汉江改道从龟山北麓入江以后，汉口才独立发展，到嘉靖年间在汉江新河道北岸形成汉口镇，来自各地的商贾纷纷前来经营，当时汉口货物山积，居民填溢，商贾辐辏。明末汉口与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同称天下“四大名镇”，有“货到汉口活”的说法，成为中国全国性水陆交通枢纽和中国内河最大的港口，有“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夜明”（吴琪诗）状其景，享有“九省通衢”“楚中第一繁盛处”美誉。明崇侦八年（1635年）通判袁倡创筑长堤（上起硚口-汉正街，下迄堤口-四官殿）以障水患，此堤名曰“袁公堤”，即今长堤街。
清乾隆年间，汉口仅“盐务一事，亦足甲于天下”。清嘉庆年间，汉口居民已达三万七千户，计十三万人，但汉口很长一段时间隶于汉阳县，因此，早期的“武汉”概念仍是武昌、汉阳双城的合称。清道光二年（1822年），范锴所著《汉口丛谈》中“遂陷武汉等郡”一句，即指武昌、汉阳等府，汉口当时不是府郡。咸丰年间，湖北巡抚胡林翼在其奏函中首次使用“武汉”两字，如“武汉为荆襄咽喉”、“若使武汉克复”、“武汉两城对峙”等等，显然也是指武昌、汉阳（包括了汉口）两地。
晚清时期
1858年清朝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天津条约》中增辟的11个通商口岸，包括汉口。1861年3月汉口正式开埠。在老汉口镇的下游沿长江先后开辟了汉口英租界、汉口德租界、汉口俄租界、汉口法租界和汉口日租界五国租界。以英国为首的各国外商经营长江航运和茶叶等农产品出口业务。汉口的对外贸易很快远远超过广州，几乎可以与上海并驾齐驱。一时间，汉口经济高度繁荣。
1864年，汉口自西向东修建了一条城墙，上起硚口，下到一元路，称作后城。
1889年，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在张之洞执政期间，大力推行洋务运动，特别是兴建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刺激了武汉近代工业兴起和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张之洞在鄂期间，主持修建了芦汉铁路，兴办教育，创建了两湖书院等新式学堂。
1899年，改汉口同知为抚民同知，汉水以北的汉口地区（北至摄口，西至硚口）拨归同知管辖，立名曰“夏口厅”。
1905年，为了解除汉口后湖的水患，保障芦汉铁路的安全，张之洞筹白银80万两，修筑了后湖长堤，建成后堤内干涸土地10万亩。为纪念张之洞，后湖长堤被武汉人称作“张公堤”，这条堤对起初狭小的汉口提供了广阔的扩建面积，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1907年，张之洞将后城城墙拆除，修建了上起硚口、下至江汉路的后城马路，成为汉口第一条近代马路，是中山大道的前身。
甲午战争后，中国开展实业救国运动。1906年，宋炜臣等人在汉口创立了“暨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民营公用水电企业。1909年，该公司为调节供水修建了汉口水塔，成为当时武汉最高的建筑。
在清末日本驻汉总领事水野幸吉所著的《汉口—中央支那事情（1908年）》中，对汉口的崛起倍加赞誉：“与武昌、汉阳鼎立之汉口者，贸易年额一亿三千万两，夙超天津，近凌广东，今也位于清国要港之二，将近而摩上海之垒，使观察者艳称为东方之芝加哥”。从此，“东方芝加哥”成为人们对武汉的流行印象。
20世纪初叶的10年间，汉口的对外贸易总额始终占全国外贸总额的10％左右，常居全国第二位，是当时唯一可与沿海口岸匹敌的内地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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