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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临终遗言也未说明为何要葬在郏县。据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里记载：“公始病，以书属辙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苏轼在公元1101年病逝于常州，而当时苏辙正在颍州（许昌）任上。两地相隔千里，苏轼来不及与苏辙商讨确定的归葬瘗所，“嵩山下”只是泛指，是郏县，也可能是周边其他地方。
《中国名胜词典》(1981年版)对郏县三苏坟的注释为：据史料及苏辙次子苏仲南墓志铭考证，苏轼于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贬为汝州团练副使时，曾经赞赏此处似其家乡峨眉山，因嘱其弟在他死后葬他于此地。数百年以来，此种解释几乎成了正史，陈陈相因，时至今日，仍是解读苏轼归葬郏县来因的主流。
不过，这一解释遭到了众多学者的否定。从《宋史》《苏东坡年谱》及有关历史文献里发觉，苏轼生前虽被贬汝州，但赴任途中就向皇帝请示，说路费已尽，离汝州还有很远等，不便继续前行到汝州任职，于是皇帝批准了他的请示，让他到常州居住。苏轼未能去汝州赴任主要有几个原因：苏轼疾病连年，穷困潦倒，心灰意冷，身体条件不允许；囊中羞涩，举家北迁，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常州微有薄田，尚能维持生活，迁居常州可以养老。因此，苏轼任汝州团练副使期间曾多次到郏县游览，“爱当地的山水之美，卜葬于此”的学说纯属主观臆断。
可也有“苏轼没到汝州上任不代表未曾来过汝州”的说法。曾有专家根据史料记载考证,苏坟的位置位于古代许(昌)洛(阳)交通要冲,苏轼当时进京(指北宋都城开封)办事,必须得走这条路,其间苏轼经过许洛古道的机会至少有5次。第一次是公元1055年,苏轼、苏辙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从四川老家到开封参加礼部秋试。他们过成都，经西安,“骑驴至渑池”,当年5月到开封。此次,他们走的就是许洛古道。第二次是公元1057年,从京都回四川为苏轼、苏辙的母亲程夫人奔丧,也有可能走这条路。第三次是公元1061年,苏轼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赴陕西上任。第四次是公元1064年12月17日,苏轼自凤翔回长安,第二年正月还朝。苏轼生前最后一次经过许洛古道,是在公元1094年闰四月。当年3月,苏轼在谏议中引用汉武帝的故事激怒了哲宗皇帝,“罢门下侍郎”,“出知汝州”。闰四月,朝廷又“贬苏轼出知英州(今广东省英德县)”。苏轼在赴岭南途中,折道汝州找苏辙筹集路费,兄弟两个在汝州团聚了好几天。
关于苏轼缘何葬于郏县还有一种解释。据说北宋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出生于中原以外的朝廷大员死后都要葬在距京城方圆500里之内的地方。比如出生于苏州吴县（今苏州市）的范仲淹葬在伊川彭婆乡，出生于江西吉州（今吉安市）欧阳修葬在新郑，老家合肥的包拯葬在巩义，出生于成都华阳（今成都市）的范镇葬于襄城……再者四川眉山距中原路途遥远,来去无论是走水路——逆长江而上过三峡,还是走陆路——翻秦岭行蜀道都是很艰难的行程,所以苏轼归葬故里的愿望很难实现。还有，据史料记载,苏轼去世时,二苏的子孙大都散居在今郏县、汝南、许昌等地,离郏县小峨眉山较近,而四川眉山老家已经没有直系亲属了。
也有些论者指出苏轼、苏辙葬在郏县的根本原因是，“他们认为嵩少南簏的郏县峨眉山‘土厚水深’，既宜在世人之生存，当也宜过世人亡灵的安息”。
大量史料表明，苏轼葬郏并非出自本意。他生前无论身为朝廷重臣，还是被贬海南蛮荒，魂牵梦绕的都是回归眉山故里，兄弟“夜雨对床”，终老归葬老翁泉下。早在1067年，32岁的苏东坡在眉山老翁泉安葬嫡配夫人王弗时，就将坟墓“凿为二室，期于子同”，期望将来与亡妻“死能同穴”。晚年，苏辙在《再祭亡兄端明文》中说得更明白，“先垄在西，老泉之山，归骨其旁，自昔有言，势不克从，夫其不怀？”看来在葬地问题上，父亲曾有遗言，兄弟也曾有约，他们的本意都非常想安葬在故乡祖茔父母的身旁。
关于苏轼和苏辙为何葬在郏县这个问题，数百年来一直争论不休，造成这种原因的是目前尚未发现有三苏葬在郏县可靠文献的记载，时至今日学术界仍然没有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