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重心转移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政府为了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适应各发展阶段的具体社会经济形势，进行了三次大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调整。根据区域政策重心的不同，可以将我国的经济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
（一）以经济效率为重心的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为了促进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在总结建国以来区域发展经验教训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区域发展理论的基础上，突破了原有经济体制下生产力均衡布局思想的束缚，充分认识到由于区位条件、产业基础、投资效率等因素的差异，及资源因素的约束，认为全面均衡发展的状况不可能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实现，以及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区域发展不平衡存在的客观必然性；认为按照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观点，区域的发展也应该是有层次、分阶段逐步进行的；认为在现有资源前提下，就应该先行发展具有绝对优势、具有相对优势且具有较强带动作用的重点地区和重点部门，优先发展那些具有较强增长优势的地区，以取得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增长速度，通过这些地区的发展及其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区域共同发展。
基于上述认识，我国在1978-1990年实施了以东部沿海地区为重点的非均衡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从“六五”计划开始，我国的区域政策重心开始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并以提高国家经济综合实力、追求经济整体增长效率为目标，全国形成了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主的对外开放格局，以及沿海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地的梯度开放布局，对东部开放地区形成了与区域布局相对应的投资倾斜政策，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政策和优液清惠扶持政策。
（二）注重效率兼顾公平的发展阶段
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战略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也促使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经济差距逐步扩大，梯度转移的区域发展战略受到了多方面的挑战。外部环境的变化及内陆地区与周边国家发展的贸易关系而产生的新的机遇，能源与原材料供应的不足迫切要求我国加快中西部的资源开发，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现象日益严重等问题，使得中央政府在考虑经济增长、提高效率的同时，不得不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公平问题。所以，1990-1999期间，在促进沿海地区在继续发挥其增长优势的同时，国家加快了对中西部指埋的开发开放，形成了沿海、沿江、沿线的经济格局。中央政府希望通过这三大轴线的经济布局促进内地的经济发展，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以此为标志，区域政策的重心由东部沿海地区的带状式发展演变为“以东部带中部及西部”的轴线式发展模式。
（三）以注重公平为重心的发展阶段
经过20多年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增强，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差距并没有缩小，反而仍然在逐步拉大，解决东西部闹逗前的差距已经成为中央政府制定区域政策的立足点，区域政策的重心必须放在区域之间的公平问题上。注重公平的发展阶段经历了西部大开发(1999-2003年)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2003年至今) 两个时期。从“九五”开始，中央把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为一项战略性任务来抓。1999年9月，中央正式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注重公平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正式启动。以此为标志，中国区域政策的重心实现了第三次转移。2003年10月，我国正式提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计划，2007年8月，我国又提出了建立东北经济增长极的规划，中央希望通过聚焦区域的发展，实现参与国际竞争与提高国际竞争力及降低区域差距。至此，我国最终形成了全方位的区域开发格局。
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效应状况
我国区域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目标主要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为实现这两个目标所执行的区域政策整体效应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等方面，其中又以经济增长作为区域政策整体效应的主要评价指标。
从经济总量上看，我国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及相应的区域政策，应该说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占全国GDP的比重都在50%以上的水平，并基本上保持上升的态势，从1980年的51.13%逐步上升，到2006年达到60.00%。与全国经济增长的水平相比较，东部沿海地区基本上快于全国的速度，进而保证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8%左右的经济高增长速度，使得中国经济总量与整体实力逐步提高。与此相反的是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总量比重基本上出现下降的趋势，特别是中部地区，从1980年到2006年之间，下降了7个多百分点，西部地区也下降了1.8个百分点。
从改革开放到1999年之前中国区域政策的重心是经济增长或注重效率，非均衡区域发展政策在促进全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伴随着东、中、西部三大地带的差距不断拉大。1999年后，区域发展及区域政策重心转向西部，西部地区投资和经济加快增长，到2002年底，西部地区人均GDP已经达到了1978年的22倍，但是2001年和2003年间差距增长率的上下波动，再次说明在区域政策效应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也在影响区域差距。如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有效地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这对东部沿海地区来说，无疑是促进其经济增长的利好消息。但对中西部来说，可能会再一次拉大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不过，这种差距增长率再次拉大的经济现象符合萨拉—艾—马丁(Sala-I-Martin,1996)的“条件收敛”模式，即在区域经济增长路径中，某些外生因素的突然变化很可能会暂时地影响增长趋势，但传统新古典经济学所考虑的因素却最终会把经济增长重新拉回到收敛的路径上来。至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978年以来中国区域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没有明显地缩小区域差距，区域经济伴随区域政策的执行，其差距在继续拉大。
三、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效应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政策在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第一阶段取得了明显的效应，这时的政策由封闭转向相对开放，建设的重心由内地转向沿海，东部沿海地区在国家区域政策的支持下，凭借其良好的自然区位优势和经济社会基础，积极利用和发展外向型经济，吸引了大量生产要素流入，带动和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东部沿海区域的极化效应，在提高就业率和增加人均收入的同时，促进了工业化进程和产业升级，从而为整个区域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种区域政策极化效应的取得，主要归功于政策支持和区位优势两大因素。
首先，中央政府制定的对外开放政策作为外生变量，有效地增加了该区域的资源供给和来自海外的各种需求，极大地刺激了沿海极化区域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之前，与内地相比，沿海地区的自然资源比较匮乏，很多生产资料都要由内地供给，而当地的需求又不大，市场规模小，经济发展缓慢。在对外开放政策的支持下，大量海外资金、先进技术和外资企业进入东部极化区域，使得该地区的发展资源相对丰富，市场规模也明显扩大，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从而在微观层面上改变了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模式。
其次，在对外开放政策的支持下，沿海地区日趋优化的地理位置不断降低了国际贸易的运输成本，增加了该区域的比较优势，为该区域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了良好的自然基础。再加上该区域内原有的产业经济基础，使其能够很容易地接纳外来经济并与之融合，形成产业集聚和规模经济。不论是以纺织为代表的传统产业还是以电子信息与生物技术等高科技产业，产业聚集区域主要在东部沿海地区，这就为该区域极化效应的持续发挥，经济的持续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微观基础。
注重效率兼顾公平的第二阶段区域政策在于促进形成东中西三大区域发展关联互动机制，有效消除极化区域和非极化区域的经济差异，进而带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但遗憾的是东南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处于本省或本地区内的封闭式循环，且由于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市场分割，不能形成相对合理的产业分工与合作体系，两者间也就没有形成较好的扩散效应及产业关联效应，东部对中西部发展的带动力不强、辐射范围有限、作用效果不大。该阶段区域政策效应不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政府对区域发展特征和发展阶段认识不足，造成区域政策工具单调和创新不足。由于地理位置的差异，中西部和东部地区的区位差别明显，不仅仅表现为因远离海港而带来对外贸易运输成本的不断提高，还表现为经济不发达而带来人口规模小和市场分散，也表现为历史和传统所造成观念和制度上的差别。由于区域政策工具没有出现因地制宜的创新，仍然沿用东南沿海地区开发中所采用的资金投入和政策倾斜，虽然政府希望通过政策导向作用来吸引资本和企业进入中西部地区，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但是对于以追逐利润为天性的资本和企业来说，当中西部地区难以提供和东部沿海地区同样的机会，甚至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风险时，他们不会进入，更不可能在这些地区集聚，这样就很难在中西部地区形成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
第二，区域政策的实施没有形成区域互动发展机制，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关联性仍然很低，从而导致中西部地区难以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客观上虽然存在梯度转移理论，但是在经济实践中，如果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悬殊，梯度相差太大，或者还存在其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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