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举个器物
大盂鼎是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因作器者是康王时大臣名盂者而得名,表示康王（武王的孙子）自己要以文王为典范，告诫盂也要以祖父南公作榜样。对于一个奴隶主贵族及其家族来说，青铜礼器又是他们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据文献记载，天子用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必须恪守法度，而不能逾越。生前如此，死后埋葬也是如此。所以说青铜礼器被制度化、神秘化、权力化，它就不是一般的实用器了。在形制、纹饰的铸造方面我们就不能简单地用对待实用器的眼光去看待，这是我们在鉴定时必须注意的。很多器物的形制纹饰都表明它不适于生活中使用，原因就在这里。在青铜礼器上，各级奴隶主贵族寄托着他们的信条与期望，反映着他们的思想观念。当这种要求用形制与纹饰表达仍嫌不足时，便诉之于文字。这就是中国青铜器铭文很多的原因之一。青铜器是物质的，但同时又是一种精神产品。
鼎盛期之青铜器艺术成就,最凸显在器物的纹饰与造型设计上。有些器物本身已成为完整的立体雕塑,在那时的卣、觥、尊等器形中均不乏列举。
比起育成期,鼎盛期的青铜在纹饰造型上迈上了明显的高度。在商代初期至中期,雷纹已开始应用,但不作地纹;青铜器花纹为单层,即平花,无底纹,以兽面纹为主。到了鼎盛期,商中期的单层平花纹发展成为了三层花,即有底花、粗花、细花。此为非常精致细腻的花纹,到西周晚期如此之纹饰退居陪衬地位,纹饰逐渐简单、朴实化,因此,这是鼎盛期青铜之典型特色。
表现手法而言,商代中期纹饰、形体上基本还是象征性的,除了勾画炯炯有神的双目,其余部分即使是较细致的图像,也是主干地纹不分,轮廓不清。商代晚期动物形象则具体得多,有的甚至颇有写实感,纹饰主干和地纹明显区分开来。地纹通常是繁密的细雷纹,与主纹构成了强烈的对比。纹饰主体用浮雕的现象也普遍。
此时期的青铜器在纹饰上有一种特点:不是全身饰以花纹,就是纯素。一般图案富有原始风味,器质凝重结实,丝毫没有轻率的倾向。花纹种类大致包括夔龙、夔凤、饕餮、象纹、雷纹等;以雷纹、饕餮纹占主要地位。青铜纹饰种类繁多,通体满花流行,有时交织几种不同的图纹,并有主题、陪衬之分,形成繁美各异的效果。以动物和神怪为主题的兽面纹空前发展。
商代和西周初期青铜器的装饰花纹以动物纹样为中心,是研究商周青铜的学者们公认的一个现象。动物纹样的发达形式在安阳殷墟达到高峰。兽面的原型,至少是两眼和脸部轮廓,在商代中期的青铜器上已很显著,到了殷墟时代和西周初期,动物纹样复杂多样。辉煌的鼎盛期青铜艺术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运用夸张、象征的手法表现动物神怪的兽面纹空前发达,既庄严神秘又富有生气。商末青铜器在纹饰和形状上,都非常明显地被西周青铜器艺术继承了,所以商代过去之后,青铜鼎盛期仍持续着,并在西周青铜器上可看见它树立的风范。
商代晚期青铜器纹饰最为发达,比商中期内容和种类都丰富许多。满布器身的纹饰大量采用浮雕与平雕相结合的方法,精美绝伦。在艺术装饰方面,同样呈现高峰。这一情况不仅和青铜礼器的高度发展是一致的,也和其他玉雕、牙雕等的发展相呼应,在整个鼎盛期,各种装饰艺术都有高度的繁荣,青铜器是其最辉煌之典范。这显示了中国古代文明之路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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