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贾平凹，《当代》荣誉作家。一九五二年古历二月二十一日出生于陕西南部的丹凤县棣花村。一九七二年以偶然的机遇，进入西北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学。此后，一直生活在西安，从事文学编辑兼写作。出版的主要作品：《浮躁》《废都》《白夜》《怀念狼》《秦腔》《高兴》《古炉》《带灯》《老生》《极花》《山本》等，以英、法、德、俄、日、韩、越等文字翻译出版了二十余种版本。曾获全国文学奖多次，及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法国费米那文学奖和法兰西文学艺术荣誉奖。2008年《秦腔》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2011年《古炉》获得施耐庵长篇小说奖。2013年，获得法国大使馆颁发的法兰西金棕榈文学艺术骑士勋章。《带灯》获评“2013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老生》获得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
贾平凹的独特才华与成就无可替代，难能可贵的是，功成、名就、位高之后，仍然一如既往地关注中国的现实命运和历史变迁，亲身实践“文学记录中国”的使命。如今，为乡亲作文，为乡村作传，已经不是他的职业习惯，而是他的生活，更是他的使命。于是，他关照现实中国的系列作品，就有了生命和力量。
老 人
文 / 贾平凹
春天里，我在丹江北岸的故寺村驻队，可能是因为戴副眼镜的缘故吧，农民都称呼我“老师”；时常有人来托我写写信，或者出个主意什么的。这天夜里，露水已经上来，月亮爬过了屋檐，满院子幽幽的冷光，我思谋不会有人再来了，就坐在葡萄架下，凑近灯看报纸。心思才静下来，忽听墙头有咝嗤咝嗤的响声。一抬头，发现院墙的豁口上，露着一个光脑袋。我认出是下院姓陆的老人；他患有哮喘病，趴在那里，喉咙里扯着痰。我招呼他进来，他眯着眼笑，不进来，也不走去；再招呼，他笑出了声，从院门进来了，说：
“夏老师，打搅你念字了。”
我说：“夜这般深了，怎么还未歇下呢？”
“活该我是苦虫！心里有点事，垫得睡不下，你要给我拿个准儿呢。”
他手伸进怀里，窸窸窣窣的，掏出一个手巾包儿，在石磴上摊开，是一堆紫黑黑的桑椹儿。
“趁露水摘的。甜吧？”他坐下来，双着手，笑笑的。
“是要给你儿子写信吗？”老人孤单，独生儿子在城里工厂当工程师，信一向是我替他写的。
“你看看这个。”
老人绽着袖子，从里边取出一个叠成片儿的纸来。我看了，是他儿子写来的信，大意是要他无论如何将家产给侄儿留下，进城去住。我便乐了，说他福重，有这么一个孝顺儿子。
“这是第四次叫我去了。”他说，脸却黄了起来，伸手在头顶摘下一片葡萄叶，蘸了唾沫拍拍，贴在太阳穴上。
我说：
“你也早该去了。在儿子跟前，有个头痛脑热的，也有口热水喝。”
他看着我，又扯起痰来，似乎整个身子都在收缩。
“可我那房子呢？四间上房，三间厦屋，还有那棵桑树，有盆盆粗了，一年摘三百斤桑椹……”
“你真是，城里什么没有呢？”
“你说城里好？”
“好啊！”
“我就想讨个主意哩。”他说，一滴口水未噙住，掉了下来，“咱是土命人，离得开土坷垃吗？听说城里连酸菜也没有，路都是平的，没咱山路走着腿软和；死了，还得再受一次火烧的罪呢！”
我笑起来了。
“你笑话我老汉了？”
我说：“你尽快去好了，一个人留在这里，太孤单了。”
“这倒是真的，不象人家过活。”
他捏起一颗桑椹放在嘴里，仄起头，没了牙的嘴便嚅嚅起来。月光落在他的额头上，分明地显出几条粗粗的皱纹。他看着我，嘴微微张开来，露出一个黑的窟窿。默然了一阵，终于站了起来，说是要回去了。我送他出了院门，他还嘟囔着什么，看着夜空，说：
“我真作难，夏老师，你说我这是该去的了？城里那么高的楼，夜里星星怕都看得少哩。”
我回到葡萄架下，重新看着我的报纸，想这老人，今夜他回去，那四间上房、三间厦屋的院落里，空空寞寞的只睡着他吗？听说他年轻的时候，英武过人，有把碾盘从井里捞上来的力气；好容易一生经营了这一院房，现在却要留下一切去城里了。中国的农民辛劳了一生，到头来最难舍得的，莫过于他劳动过的熟土。可来去匆匆，人毕竟是要老的啊！
第二天一早，我挑了桶去村口井台上吊水，路过老人的院门口。院门开着，看得见庭院里收拾得很是干净。墙边的那棵桑树，枝叶铺了半院凉绿，桑椹不时熟落下来，那仙物儿很嫩，溅着汁水儿，印得台阶上、甬道上斑斑点点的紫黑。上房的门锁着，老人就坐在门下，脖子上吊着一只牛角布袋，鼓囊囊的沉重，旁边放着鞋拔子，衣服是穿得很厚的，外边的却比里边的一件短出一截。他痴呆呆的盯着阶下的鸡吃谷子。鸡的腿缚了，扇打着翅膀。
“陆伯，还没起身呀?”我走进去，“别误了买票的时间。”
老人抬起头来，使人吃惊的是他的眼圈差不多是青黑色的了。
“夏老师，我这腿软得不上一丝儿劲了呢。”
“要我用自行车送一趟吗?”
他摇起头来，问：
“你说我这房子呢？”
“哎呀，又是你的房子！这是金銮殿不成？”
“你是不知道我的， 我一辈子落下个什么呢？就是这房子。我祖上是没留下一根椽的， 我盖起来了，我这病就是那阵累的。”
我同情起这老人来。我想象得出，这房子耗去了老人多少心血，又给了老人多少慰藉。可是，房子终是有了年岁，瓦槽上已秀了绿苔，东西来的风硬，山墙开始脱起泥皮，屋檐也有些弯曲了。燕子还没有南飞，在檐下呢呢喃喃的叫着。
“一早我就收拾要走的了，我煮了一布袋玉米棒子，拿着路上吃。鞋拔子我也带了，城里不兴草鞋，但我拿着去用用支心慌吧。那些大母鸡我也提上。可猪怎么带呢？猪已经八十斤了，到年底就是百二，能杀七十斤肉哩！还有这桑椹，正熟着的......”
他说着，大声咳嗽起来，脸憋得赤红。好不容易的咯出痰来，眼泪、鼻涕挂了满脸，没一丝儿气力了，瘫得象一摊泥。我不忍看着他，终于说：
“一切给侄儿丢下，你还是走吧！”
他没有言语。
“你觉得吃亏，就卖给他吧。”
他还是没有言语。
我说：
“唉，你老一大把岁数了，把世事看透些。房子虽然不是你的了，可你儿子那里什么没有呢？他当工程师，能是平地卧着吗？”
老人有些愤愤不服起来：
“他在别人面前英武，在我眼里，几斤几两，我不清楚？我年轻的时候，给人家担盐，一根扁担养活七张嘴；他两口都挣钱，才养一个娃。”
这时候，门外一群孩子在探头探脑。老人立即跳起来，抄了一根竹棍从门里扑了出去。孩子们哄的一声逃散了，站在远远的地方叫道：
“铁公鸡！铁公鸡！”
老人骂道：
“我还没走，就要拾绝孽了？！”
他走回来，对着我说：
“你看，我能走吗？这伙崽子又来吃我的桑椹了，我怎么能走呢？”
我慢慢挑起桶走出来，孩子们还远远的站在那里叫着，几个稍大的竟又走近去，馋着口水望那树上的桑椹。我一时觉得老人也太那个了，他或许受过贫困，有过凄惶的经历，可他孩提的时候，或许也是和这些孩子们一样的呢。
整整一个白天，我在田地里忙活着，但心里还惦念着这老人：他搭车走了吗？我祝福老人，去到了城里，去到了有儿有孙的家庭里，眼界宽了，他将会为自己的离开而异常欣慰的笑逐颜开。
傍晚时分，我绕着村道向他家走去。远远的山岭上，云雾开始升起来了，山岭在冲淡，淡了那顶儿，淡了那脊儿，溶溶的，没了那铁铅般的庄严，显得混沌了。一行大雁向南飞去，漫空里，是一个大大的“人”字。我来到了老人的院门口。
院门并没有上锁。走进去，悄寂寂的，唯有一群麻雀在那里跳跃，忽的飞了，留下一个空白。一片孤叶被风托着，方向不定的在起伏。
“他真是走了呢。”
我自语着，不免又有几分隐隐的伤感。我想那老人的侄儿住进这院落后，是应该记住这老人，而珍惜这里的一棵小草，一块碎石的。但突然间，我听见了咝嗤咝嗤的声音，扭过头来，就在山墙根下，老人分明坐在那里，正在打盹：满脸满身的泥巴，手里还握着泥页，那痰从肠腔吸上喉咙，又从喉咙落下肠腔，单薄的身子缩得象一只虾米。那被雨水冲洗脱落的墙皮，已经被泥抹了一遍，却又脱下来了一片。听见我的脚步声，他睁开眼来，叫着：“夏老师！”
“你还没有走呀？”我惊叫起来，几乎是生气了。
“我有房子啊，这猪八十斤了，桑椹这么繁的......”
我冲他嚷着说：
“咳，这些你能带到棺材里去吗？”
“夏老师！”他突然难受起来，腰弯得更厉害了，脸上的皮肉抽搐着，是那么僵硬，几分钟也恢复不了原状，那双树根一般的手在空中发颤。“夏老师，我也难受啊，我知道我这样下去会受罪的，儿子怪我，侄儿恨我，孩子们骂我，可我不能走呀，我一生还有什么呢？只有在这块土上，才能显出我的功劳。往年儿子儿媳春节回来，他们总是依我来的，我没了这块土，去依了他们，往后他们待我不好，我还往哪儿去呢？我不死，我就守着这块土。我死了，也就什么都不管了。”
老人的脸上，泪水纵横了。
夕阳从桑树的枝叶里筛下来，在院子里忽忽晃晃的动，落山的日头是匆匆的，那树影很快移在屋墙上，似乎那墙也在动起来了。我长长叹了一口气：唉，可怜的老人，这块土，这院落，这家产，使他赢得了生活的自豪，也成了他生活的负担了啊！
八〇、七、十一夜于太白山
（本文原刊《当代》1981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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