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王朝建立后，十分重视对外贸易，尤其对港口的软、硬件建设，超过先前几个朝代的水平，从而使宋朝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达到空前发达的程度。其中，涌现了数个重要造船和运输港口：广州港、明州港、泉州港、登州港。
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朝廷首先在广州设立中国第一个市舶司，是门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并且建立了一整套的市舶司制度，促使广州港进出口贸易飞速发展。
北宋时期，广州港的对外贸易量在三大贸易港（广州、杭州、明州）中一直占据绝对优势。以宋朝大量输入的大宗商品香药为例，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07年），三大港进口乳香354449斤，其中广州港就进口348673斤，约占全国总数的98.3%。广州港每年的市舶司收入是40万至70万缗左右，海外进口商品达50多种。至南宋初期，广州市舶司收入增加到120万缗以上，进口商品大约300多种。广州港船舶制造业非常发达，所造的船舶大者能容纳数百人，小者也能容纳百余人。船舶深阔各数十丈。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广州港制造的远洋海舶已是“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拖(舵)长数丈，一舟数百人”。南宋时，广州港已能制造高4层，载重约1000吨的海舶，船上仅桨橹就有20俱，其大如桅，供15至30人撑用。
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宋朝廷在两浙路杭州设立了第二个市舶司机构，即两浙路市舶司，用以管辖杭州、明州的市舶司事务。太宗端拱二年（公元989年）规定：“自今商旅出海外藩国贩易者，源于两浙市舶司陈牒，诸官司给劵以行，违者没入其宝货”。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宋真宗正式批准在明州独立设置市舶司机构，大大促进明州港（今宁波）的发展。如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明州港仅进口乳香就有4739斤，数量居全国三大港口的第二位。从此，广州港、明州港成为北宋朝廷的签证发舶地。广州港为发舶去南蕃的特定港口，明州港为发舶去日本、高丽的特定港口。同时，明州港与东南亚各国的交往也很频繁。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宋神宗令：“诸非杭、明、广州而辄发过南海船舶者，以违制论”。明州港的造船业也很发达，是宋朝廷十一处官营造船厂所之一。据记载,宋神宗末年（约公元1021——1022年），明州港造船业年产量只有167艘。但哲宗年间（公元1086——1104年），明、温二州的造船数量跃居全国首位，并在元佑五年（公元1090年）及徽宗年间（公元1101——1125年），年产量达600艘，据全国领先地位。
同时，是宋朝廷指定打造专供遣使出国用的大海船的定点制造场所。宋神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宋朝廷曾令安焘、陈睦两学士出使高丽，敕明州造万斛船两艘，赐号“凌虚致远安济神舟”和“灵飞顺济神舟”。宋微宗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为派徐兢出使高丽国，宋朝廷又诏明州造两艘更大的神舟，名为“鼎新利涉怀远康济神舟”与“循流安逸通济神舟”，载重量达3600吨，有“巍然如山、浮动海上，锦帆蠲首，屈服蛟螭”之称。
宋时明州造船技术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考古资料表明，1979年在宁波东门口出土的宋代海船，经鉴定属于尖头尖底船型，采用以减缓摇摆的舭龙骨技术，这项技术比世界各国要早六、七百年。此外，南宋时期明州的造船业也相当发达，据《开庆四明志》统计。当时明州有民船7916艘，其中船幅两丈以上的有1728艘，一丈以下的有6188艘，可见明州的造船实力之雄厚。
宋哲宗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宋朝廷又在泉州设立市舶司，正式开放泉州港。在宋仁宗至哲宗元年的20年间，泉州港对外贸易十分活跃。南宋初期，建炎二年至绍兴四年（公元1128——1134年）的7年间，泉州市舶司的收入是98万缗，至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泉州市舶司在一年间的收入就达到98万缗，接近广州港一年的收入。
南宋中期，泉州港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天禧二年（公元1206年），于泉州进行海外贸易的国家或地区为31个，而到了理宗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迅速增加到58各国家或地区，此时泉州市舶司的收入已经赶上广州。南宋中后期，宋朝廷对泉州港口和泉州市舶司更为扶持。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宋孝宗专门拨出25万缗给泉州市舶司作为“抽买乳香的本钱”，以扩大对外贸易的规模。至南宋末期，泉州港口对外贸易额已经超过广州。
泉州港的造船业起步对明州港而言是较晚。北宋天禧末年时期，泉州尚未列入全国11处造船厂所年产量排行榜，当时11处造船场包括广州、明州、杭州、温州、虔州、吉州、扬州、潭州（今长沙）、衡州（今衡阳）、嘉州等。当时泉州港的造船年产量还不及嘉州港（今乐山）45艘的数量。宣和年间（公元1119——1125年）宋朝廷遣使委福建、两浙监司“顾募客舟”，但仍然复令明州港装饰，才能使其“略如神舟”。直到南宋建炎年间，泉州港的造船业才有一定的发展。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春，监察御史林之平奉命到福州、泉州招募海船，当年十月即有大舟自闽中至明州海域共200余艘。南宋绍兴和淳熙年间，泉州港逐步发展成为宋朝制造战船的重要基地，其所造的9艘战船，经水师校试，“惟晋江县舡可用”。
同时泉州私营造船业相当发达。据记载，绍兴初年，宋朝廷下诏福建造船，其建议以度牒方式买商船200艘，“可省缗钱二十万”。可见泉州造船业已有相当的规模，至元朝时期，泉州港的造船业达到鼎盛阶段。
北宋初年，登州港是对朝鲜半岛、日本的重要贸易港口。朝鲜到中国的使者大都由登州港入境。大宋使者也由登州港出行。《宋史·高丽传》记载,淳化四年（公元993年）二月，宋朝廷派遣秘书丞陈靖、刘武二人出使高丽便从登州港出发的。
北宋初期，登州港的商贸地位远远高于广州、泉州、明州和扬州。后来由于日本推行锁国政策，加上契丹族的阻扰及航海技术的进步，完全摆脱逐岛航行的办法，从而使北宋与高丽国通过登州港的贸易往来时断时续，登州的经济出现极大的起伏，港口的作用日趋下降。
到公元1041年，宋朝廷对登州港进行封锁，禁止南方的海船进入登州港。北宋中叶以后，辽、金连年侵犯宋朝，战争频繁，海疆不宁，经济重心因之南移。此后，北宋朝廷在密州板桥镇设立北方唯一的市舶司，专门负责山东半岛及临近口岸与高丽、日本等国的贸易。密州市舶司北通高丽，南沿海岸通明州、泉州、广州等港。京东、河北、河东等路也可以通过密州板桥镇输出商品，南方诸地向朝廷上供的物品也可用此航线。这样，登州港逐渐衰落，为密州板桥镇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