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0一年一月十六日，清政府与八国联军《议和大纲》订立后，余下的就是讨论大纲的细目。比如:怎样给祸首们治罪，要中国赔多少款，怎样赔法，各国分得多少，中国与各国的通商、航行条约怎样修改，等等。这些是列强们争食的关键问题，各国代表互相争吵、厮抢，闹闹哄哄，将近一年有余。
而慈禧太后认为这次订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 “不致强人所难”，她对侵略国的“宽宏大量”的兴奋劲真是难描其状。要多少钱就给多少，要什么利益就给什么利益，只要列强们乐意就行。这就是她向列强们表白态度时说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所以，这次议和谈判，只不过是侵略国之间的事，清政府派去的谈判代表连听的资格也不具备，只不过是把谈判结论汇报给最高政府机关，让他们执行和实施而巳。
例如，惩办祸首问题，列强们称之为“惩凶”，就是对那些主张抗击八国联军、支持义和团运动、惩办过洋教士的官员给以惩罚治罪。各国代表一致要求惩治这样的官吏，以教训清朝政府，让他们再也不敢有反抗外国的行为，永远做列强们的驯服工具。只是在惩办范围、治罪办法上主张不一。比如说，俄国主张免除亲王的死刑，英国主张尽可能扩大刑罚，日本则主张把祸首一律处死等。实际上，他们在讨论《议和大纲》的同时，就巳经开始讨论这一问题，到一九00年年末，惩办祸首的方案基本上制定，而后把被惩的名单和给予的处罚转交给清廷代表。李鸿章又照例把列强交给他的方案电奏西安清政府，清政府再以上谕的形式发布出去。由于侵略国催着赶快执行，清廷只好在一九O一年二月下旬分别发布上谕，惩处列强商定提出的“凶犯”。
端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定为斩监侯，发往极边永远监禁，赐庄王载勋自尽。毓贤即行正法。赵舒翘、英年赐令自尽。刚毅应斩立决，以病故免议。启秀、徐承煜正法。徐桐、李秉衡巳自尽，革职，撤销恤典。董福祥革职远调。载滢、载濂撤去职爵。
一九O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清政府派钦差往山西省蒲州执行载勋的自杀死刑。当钦差到达蒲州时，门外放炮迎接，载勋知道自己活不多久，正不耐烦地等着，猛听到炮响，高声大骂:“混账，怎么无缘无故放炮！”左右报告:“是钦差葛宝华到了。”载勋问:“是为我的事来的吗?”众人不敢回答。葛宝华来蒲州给载勋准备了一个死的地方——蒲州古庙，在庙里设下绳索，让士兵看守。然后把载勋宣进庙宇，令他跪着听了赐死的谕旨。载勋要求向家人告别，钦差不许。载勋高叫:“我死了，她老佛爷也活不长了”随即把脑袋伸向绳套，不一刻气绝。
山西巡抚毓贤，起初清政府给他定的刑罚是发往新疆充军，已经被押着走到兰州了。帝国主义不答应，硬逼着清政府处以死刑。清廷派甘肃按察使何福堃传旨监斩。二月二十二日，何福堃向毓贤宣读朝廷的谕旨后，毓贤提笔作绝命词:“臣死国，妻妾死臣，谁曰不宜!最堪悲，老母九旬，娇女七龄.....我杀人，人亦杀我，夫复何憾！所自愧，奉君廿载，历官三省，涓埃无补，空蹉有负圣明恩。”毓贤作为清廷大员，曾屠杀几千名人民群众，一九00年调任山西巡抚，对外国传教士的侵略行径也深为痛恨，曾杀死十几名教士，杀死教民更多，有一些盲目杀人排外的意思。绝命词认为自己杀了这么多人，现在人又来杀自己，没有什么遗憾的了。
二月二十四日，赐英年、赵舒翘自尽。据史书记载，英年是个胆小鬼，当把他监禁起来后，他就日夜啼哭。等到清廷派人让他自杀时，他已经死了。行刑者打开牢房，见他趴在地上，满脸污泥。是自己用泥堵住嘴鼻自杀的呢?
刑部尚书赵舒翘死得最麻烦，据说还有点冤枉。赵舒翘只是在六月初被慈禧太后派往直隶涿州、良乡一带察看义和团的情况，那次为主的是刚毅。慈禧宣战前，刚毅向她秉报了义和团忠勇、有神为助可以抚而用之，而赵舒翘只说了一 句:“拳民不要紧”。语意并不明确，是说他们组织涣散，战斗力不强而用不用“不要紧”呢?
还是说他们无害清政府之意，用不用“不要紧”呢?在讨论赵舒翘的处罚意见时，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都向列强代表及各国领事为他说情。
英、日两国同意不杀赵，瓦德西坚持不许，袁世凯强调，现在是保宗社、两宫的时候，冤枉就冤枉吧!于是，才定了赵的死罪。但是，在赵舒翘行刑的前后，跑到西安的官僚们都认为，国家一品大员，没有确凿罪名，说杀就杀，这还成什么体统。于是，大家都聚集在一处，议论纷纷，大有要哗变造反之势。慈禧太后本人也说:“赵舒翘并未附和拳匪”。但是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她只得甘做洋人的鹰犬了。赵死后，岑春煊去交差，赵夫人也上吊自杀。
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菜市口刑场杀礼部尚书启秀、刑部侍郎徐承煜。他俩都是在一九00年八月联军入京被捕的，后都被杀。
端王载漪自知洋人不会宽恕自己，但又因身为清朝皇室的近支王公，也许不至于杀头，然而八国联军军官、各国公使无不指他为第一祸首。所以，日思夜想，如坐针毡。待到宣旨发往极边充军，他一听大喜，说:“这已是皇上思典了，咱们还等什么?快些往新疆走吧!”
董福祥接到“革职”的谕旨后，愤愤不平。他说:“我董某是个军人，只知听从命令，指挥打仗，何罪之有!”尤其对荣禄深为不满，据史家传记，说他临行前曾给荣禄写了一封抗议信，大意是说:“我这次被罢官，感到不解。我是您魔下的一个带兵的，一切行动都是听您的命令。从围攻使馆，到堵击联军，都是您催令我干的，当我虑及开炮攻打各国使馆是否合适时，您下令日:‘戮力攘夷，祸福同之。’我是一介武夫，不大知体，但是今天我被罢官，而您却巍然坐宰相之座，这究竟是何原因!如今我手下的官兵就被遗散了，大家都很不甘心听命，都要找您问个明白，您看该怎样办吧！”荣禄接信后，真怕董福徉率兵找上门来，吓得好几天吃饭不香。后来策福祥回原籍了，他才又心安理得起来。
其实，董福祥哪里知道，当初荣禄下令让他进攻联军，那是迫于当时慈禧的“宣战”，不得不下令。实际上荣禄作为武卫军统帅，他一直在假攻洋鬼子、真杀义和团，如果不是荣禄保护各国使馆，哪会好几个月攻不下来呢?帝国主义尽管不大喜欢荣禄，但，是真是假他们还是分得出来的。所以，假指挥者事后被提升为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真执行者被罢去官衔，撵回老家，是大有缘故的。
帝国主义提出的第一批“祸首”，就这样处理了。列强们仍不满足，又根据各地教士教民提出的所谓“证据”，开列了外省“罪犯”名单一百四十四名。清政府照例奉洋人之命先后给各省军政官员一百多人治罪。这些人有的被处死，有的被发往边远地区充军，有的被罢官永不叙用。多数都是一人判罪，全家连坐。他们的“罪行气只有一个，就是仇视侵略者，这些官员有的纯属是教士和教民的陷害诬告。即使确有其“罪”，那正好是一些统治阶级内部有着反抗侵略思想的爱国人物。帝国主义对中国统治阶级内部敢于反抗的分子给予严厉惩治，让清政府从此只能俯首帖耳听从指挥，使中国的反动政府变为洋人的朝廷。这是中国正式沦为半殖民地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惩办清政府有反抗行为官员的同时，列强们还极尽全力逼迫中国赔款。各国对赔款的索求和争夺达到无可复加的程度。瓦德西来华之前，威廉就告诉他“要求中国赔款，务达最高限度”。因此，德国提出让中国赔款七亿两白银，其他国家也都步步紧逼，以便掠取中国的白银，扩充自己的经济实力。然而，中国当时在帝国主义掠夺下，财源枯竭，财政收入每年大约八千余万两，而支出却达一亿多万两，如果勒索数字过大，势必落空。所以，帝国主义们经反复争吵，最后提出了四亿五千万两的数字。清政府“量中华之物力”，深知这笔巨大的赔款根本无法偿付，恳求酌情减少，然而列强一阵恫吓，也只好低头承认。
列强勒索中国赔款成功后，大摆宴席互相庆祝。一九0一年五月十一日晚，由法国司令福里、公使鲍渥作东道主，邀集八国公使、司令、联军统帅瓦德西等强盗头子，在皇宫内举行宴会。李鸿章、奕劻和中国诸代表也被请来参加。宴会在一阵西洋乐声中开始，法国将军首先致祝词，他以挑衅嘲讽的语调，放肆地攻击中国的反侵略运动，挖苦清政府无力的“抵抗”行动，吹捧联军的侵略行径。随后，这群强盗刀叉并举，狼嚎狗吠，大吞大嚼起来。李鸿章不吃不喝，只顾大抽其烟。当男女强盗群魔乱舞之时，就连冗庸不堪的庆亲王奕劻也体会出，洋大人在帝的太庙里如此秽乱，是大大辱没了祖宗的亡灵，于是赤红的酒脸挂上了紫色的羞晕，不禁轻声哀叹着:“清朝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