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0-10-27
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
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鲁迅的作品充实了世界文学的宝库，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世界语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鲁迅曾因为母亲的安排娶朱安为妻，但朱安其貌不扬，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思想很陈旧，鲁迅的家乡绍兴有一种风气，看不起离婚的女人，鲁迅心善，不想让朱安沦落到如此地步，只好借出去工作为由，离开了朱安，后另娶了许广平，生下了海婴。朱安一生都没有和鲁迅圆过房，生不了孩子。鲁迅死后，是朱安为他守灵，但朱安死后却没人为她守灵，朱安终其一生始终是不幸的。
第2个回答 2010-10-25
独立人格往往需要独立的经济关系为后盾，“四大自由”必须以社会经济选择的自由提供保障。“海阔凭鱼跃”和“笼中鸟有翅难展”都可作此解。虽则经济的富裕有时伴以精神的贫乏，然而思想自主权和表达权必须有基本的生活条件支撑。
早在1923年鲁迅就公然宣称：钱是要紧的。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或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
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鲁迅又指出：“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争取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一版，161—164页。）
鲁迅这段话已经说过了七十多年，鲁迅研究早已是首屈一指的显学和官学，然而，关于“鲁迅和要紧的钱”，关于鲁迅本人为经济权所作的“韧性的战斗”，关于鲁迅经济生活背景的考据和分析，长久以来却被专家们所忽略或回避。
本文试图在这方面有一点突破。本文所用的方法，主要是实证的方法而非纯思辨的方法。重在揭露事实真相，耻作无稽空谈。
以简约、明确著称的《鲁迅日记》中，贯彻始终的主要部分是他的“经济权”明细账。鲁迅本人对于金钱的关心程度，远远大于几代鲁迅研究者。专家们经常引证《鲁迅日记》中交友、聚会、往来信函的记录，却很少注意他的金钱收支账目。本文试图从这些枯燥、琐碎、而又频繁出现的银钱数字中，从另一个新的角度解读鲁迅。
我认为：离开了经济生活的鲁迅，决不是完整的鲁迅。
本文主要根据《鲁迅日记（1912—1936）》和新发现的《鲁迅家用帐（癸亥年、甲子年、乙丑年）》（即1923．8—1926．2）以及《鲁迅家用收支帐（1926．9—1927．12）》，参照有关史料，如民国经济史、货币史、出版史、教育史、民俗史等，并对当时北京、上海等地知识阶层的生活环境（衣食住行、校园教室、书市报摊、茶室饭馆、娱乐场所的费用）加以考证和简要分析，试图说明“经济权”对于鲁迅一生的重要性，以及鲁迅如何摆脱“官”的威势、“商”的羁绊，傲然超越“权”和“钱”，从而保持了他的独立思考和自由精神。
鲁迅的经济来源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生于浙江省绍兴。幼年时，家境从小康陷入困顿。1898年他17岁时，母亲变卖首饰筹集8块银圆的路费（当时1块银圆约相当于百年后70元人民币），供他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免学费、膳费，每月还有少量津贴。实习期三个月内有津贴300文（相当于3角银洋，即今人民币30元），以后逐渐增加，第一年有2两银子（当时1两＝一千文）。不久转入路矿学堂，1902年1月毕业。在这期间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就是他从菲薄的津贴中用500文（5角钱）买了一本严复译述的《天演论》。
1902年4月赴日本留学。据鲁迅回忆：“记得自己留学时候，官费每月三十六圆。”（引自《华盖集续编》）而根据周作人的回忆：“鲁迅那时的学费是年额四百圆，每月只能领到三十三圆。”（引自《鲁迅的故家·鲁迅在东京》一书）
1905年他的二弟周作人20岁时也到日本留学。1907年周氏兄弟合译《红星佚史》，得到稿酬200多圆（约合今人民币12000元），合同上注明千字2圆。（据《周作人回忆录》第201页）同时他还有一些著述和译文出版，后来收入《坟》和《集外集》等。
周树人在日本留学时期花费很多钱买书。据统计，当时购买的德文书籍共127种，贵重的如《世界文学史》10圆，便宜的如裴多菲小说《绞吏之绳》5角。购书占据生活开支的首要项目，并成为他一生最大的嗜好。
这时周树人发表了《摩罗诗力说》等论文并准备从事新文学运动，但却于1909年夏天由日本回国，主要原因是家庭的经济负担。后来鲁迅在《自传》中说：“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在家乡做教员，月薪约3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1500元）。
辛亥革命后，1912年2月周树人到了南京，由挚友许寿裳推荐，应首任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之召，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部员；部里供应食宿，此外每月发给30块银洋津贴（按购买力估算，当时一块银洋＝今人民币50元）。由于政局变化，中华民国定都北京，4月底周树人北上，8月定职为教育部四等“荐任官”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陈注：林志浩《鲁迅传》误为“第二科科长”应更正，参看《鲁迅研究资料22》第34页），月薪200多圆，后来增加到300圆（按购买力估算，20年代国币1圆＝今人民币35—40元），主管图书馆、博物馆和美术教育等方面的工作，一直到1926年8月离开北京。在厦门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徘徊了各有半年以后，1927年10月鲁迅和许广平来到上海，成为中产阶层的自由职业者，以卖文为生，经济收入得到保障，度过了他富裕而又艰巨的后半生。
鲁迅的经济来源主要有下列四方面：
1. 公务员收入
中华民国一成立，鲁迅就由民国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录用，在教育部担任公务员（1912—1926），时间长达14年，这是鲁迅在北京时期的正式职业。起初津贴费60银圆，不久
月薪定为200银圆，后来增加到300银圆。但是北洋军阀政府由于政治腐败、增加军费、挪用公款而经常拖欠部员薪水和教育经费，1920年以后尤甚，如：1921年拖欠半年，1923年12月31日才发给本年3月份的薪水，1925年1月才发给前年7月份的薪水等，不一而足。最后鲁迅离开北京时，北洋军阀政府还欠他两年半的薪水。鲁迅曾如此感慨：“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我在北京时，一穷，就到处借钱，不写一个字，到薪俸发放时，才坐下来做文章。”
2. 教学收入
五四以后鲁迅除了主要在教育部供职以外，曾在北京的八所学校：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集成国际语学校、中国大学、黎明中学、大中公学兼课，时间长达六年（1920—1926）之久。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由林语堂推荐，专任厦大国学院研究教授，月薪400圆；1927年2月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受聘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月薪500圆（发给半数银圆、半数兑换券即纸币），为时半年。后因意见不合离开广州，1927年9月底经香港赴上海。此后除了有时在院校讲演（如劳动大学）以外，未尝担任教职。
在鲁迅一生中，只有1926年夏至1927年夏这整整一年（在厦门和广州各一个学期）间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专任大学教授之所得。
3. 大学院特约撰述员之收入
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这四年又一个月中，由蔡元培推荐，鲁迅受聘为大学院（次年改为教育部、中央研究院）特约撰述员，得月薪300大洋（1929年1月起《鲁迅日记》中改称为“教育部编辑费”，实质上是一回事），定期支付49个月之久，未曾拖欠。共折合黄金490两，相当于今人民币44万元，平均每年11万元左右。这一笔固定收入，主要出于蔡元培先生（曾任民国政府首任教育总长、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校长，1927年秋任大学院院长，是鲁迅的老上级、老朋友）对于鲁迅的关怀，为他初到上海时创造一个稳定的经济条件。直到1932年初被国民政府以“绝无成绩”裁撤。
4. 写作、翻译和编辑收入
1907年曾有《人之历史》等论文在《河南》杂志发表，稿酬约为千字2圆。但是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字是没有稿酬的。晚年在上海生活时期，除1927年底—1931年担任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月薪300圆固定收入以外，主要是“卖文为生”，也就是依靠版税、稿酬和编辑费为生，生活比在北京时宽裕得多。
1932年“教育部编辑费”撤销以后，版税和稿酬、编辑费成为鲁迅惟一的经济来源。鲁迅后期平均月收入相当于今人民币2万多元。作为自由职业者，这就是他坚持“韧性战斗”的经济基础。
北京时期（1912—1926）
周树人于1912年5月初北上，到京后立即住进“山会邑馆”（当时改名为绍兴县馆）单身宿舍，于灯畔写下了新生活的第一篇日记：
“五日上午十一时舟抵天津。下午三时半车发，……约七时抵北京。”
次日坐骡车赴民国政府教育部报到，在社会教育司任公务员，时年31岁，正当“而立”之年。由此开始了他在北京整整14年的文墨生涯。
《鲁迅日记》就由这时展开，24年一贯（1922年的日记散失仅存片段抄件，其他23年皆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于1959年正式出版）。其中或因避难，或因重病而文字略有几天间断，但有始有终，内涵丰富，成为研究民国至抗战前夕中国社会的宝贵史料。这是一个迄今尚待挖掘的宝库。
我认为《鲁迅日记》中最可贵而无可替代之处，是亲笔精确地记载了这四分之一世纪中他每天的经济收入情况。直到目前，为解读20世纪中国文化人的经济背景，鲁迅的个人账目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
为研讨方便起见，我特将整部《鲁迅日记》中，逐日记载的烦琐数字加以统计、整理、归纳如下——
1912年，5—12月共收入1100圆，皆为教育部薪俸。（初到北京未正式任命时暂领取月津贴60圆；8月任命为社会教育司佥事以后，暂领取半俸125圆，到10月定为月俸220圆。）八个月来平均每月收入137．5圆。
1913年（其中6月19日—8月7日请假回绍兴老家探亲）。本年共收入2586圆，为教育部薪俸。本年2月以后薪俸增为240圆，但到12月仅发给九成即216圆。平均每月收入215．5圆。
1914年共收入3146圆，皆教育部薪俸。1月—6月仍发给九成，7月恢复全薪240圆，8月以后月薪增加为280圆。本年平均每月收入262．17圆。
1915年共收入3263．1圆，为教育部薪俸及公债利息少许。其中，6月以后扣四年度公债，平均每月实际收入现洋271．93圆。
1916年共收入3276．4圆，为教育部薪俸，及少量公债利息。3月以后月薪增为300圆。（12月3日至下年1月7日为母亲60寿辰回绍兴老家探亲。）11月全以纸币发薪，不发银洋（鲁迅特意注明：中国银行兑换券三成、交通银行兑换券七成），本年教育部拖欠一个月的薪俸，而且纸币对银洋贬值，所以，虽然月薪名义上增加而实际收入却减少了，这是欠薪的前奏。平均每月收入273．03圆。（陈注：因反袁称帝引起二次革命，各省独立，纸币贬值，当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兑换券100元＝银洋75圆，甚至最
低到60圆。）
1917年共收入3650圆（其中11月发给银洋150圆，兑换券200元，这说明当月兑换券贬值到100元＝银洋75圆）。平均每月收入304．2圆。
1918年共收入3600圆，平均每月收入300圆。皆为教育部薪俸，未拖欠。这一年日记收入情况有两点值得重视：
（1） 鲁迅开始在《新青年》刊物发表小说与杂文，都没有稿费记录。据考证，当时《新青年》同人决定义务写作，不计报酬。
（2） 银洋与纸币的关系，《鲁迅日记》2月1日记：“收一月份奉泉三百，内银六十。”26日“收本月奉泉三百”，28日“托齐寿山换泉，共券六百得银三百五十四圆”。这表明当月中国银行纸币兑换券更加贬值，100元兑换券＝银洋59圆。此记载可供民国货币史研究者参考。
1919年共收入3600圆。月薪300圆未拖欠。《鲁迅日记》载“二月十四日晚往德成（钱庄）以银三一二换日金券五百”，说明当时国际汇兑率1银洋＝1．6日圆。本年平均每月收入300圆。
1920年共收入2640圆（因教育部拖欠三个多月的薪俸，收入显著减少，虽然名义月薪仍为300圆，但实际上平均每月仅收入220圆）。这一年夏天鲁迅接受了北京大学和高等师范（后改名北京师范大学）两校的聘书兼任讲师。因鲁迅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一般每天只有上午去坐班，公务不多，中午以后即自由支配，所以能安排每周下午有两次分别到北京大学和高等师范各讲一小时《中国小说史》课程。开始讲课时鲁迅是不计报酬的，后来情况有了变化，详见下文。
1921年共收入2578圆（其中开始有讲课费88圆，教育部薪俸2490圆。虽然有资料说鲁迅自1921年11月起得到“年功加俸”每年360圆，即平均月收入应增为320圆，但是教育部拖欠了半年多的薪俸，所以实际收入更为减少），平均每月仅收入214．83圆。
1922年日记缺失，仅存断片，据许寿裳摘录手抄本：一月十四日收去年六月份奉泉七成二百一十。二十七日收去年七月份奉泉三百。……（中缺）十二月六日收七月份奉泉一百四十圆。……（陈注：由上下文估计1922年鲁迅应该收到教育部薪水数目为从1921年6月七成210圆到1922年9月上半月150圆，共计4560圆。但是教育部拖欠薪水的情况越来越厉害，除应补发去年下半年薪水外，尚拖欠本年三个半月的薪水。本年实际收入数已无法确知。）
1923年共收入2304圆（其中稿酬69圆占3％，讲课费141圆占6．1％；两者合计占9．1％，教育部薪俸2094圆，累积拖欠九个月的薪俸，所以收入大为减少），平均每月收入仅192圆。这一年鲁迅的讲学活动有所增加，不仅继续兼任北京大学、高等师范两校讲师，而且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兼课。
1924年（其间7月7日赴西安讲学，先收暑期学校薪水100圆，8月3日收讲课费并川资200圆。）本年共收入2611．78圆，其中讲课费826．5圆占32．5％，稿酬版税703．28圆占26．9％，教育部薪俸应得3600圆，实得1095圆，因教育部累积拖欠一年又六个月的薪俸，所以收入大为减少，平均每月收入217．65圆。
1924年鲁迅的经济生活中有了一个转变，他的收入构成中，第一次出现了公职收入（教育部薪俸）少于自由职业收入（讲课费及稿酬、版税）的情况。业余讲课和写作收入共占56％，超过一半；而公职收入仅占44％，也就是不到一半。从经济收入上说来，鲁迅开始了由公务员向自由职业者的转化。
1925年共收入2832．5圆，其中教育部的薪俸1652圆，占58％，讲课费705．5圆占25％，稿酬475圆占17％，平均每月收入236．04圆。本年鲁迅不仅继续在北大、北师大兼任讲师，而且从9月开始又在中国大学本科兼任小说学科讲师，在黎明中学和大中公学兼任高中文科教员。担任这些兼职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增加经济收入。
1926年共收入4257．12圆，其中，教育部薪俸578圆，占13．6％，稿酬1177．3圆，占27．7％，在北京各院校的部分讲课费401．82圆，占9．4％，厦门大学预支的薪水和旅费2100圆，占49．3％，平均每月收入354．76圆。
通过好友林语堂介绍，1926年7月鲁迅应聘担任厦门大学研究教授，收到厦大提供的旅费100圆和月薪400圆后，于8月26日携许广平离开北京南下。这是他生平一大关键性转折。由此，鲁迅彻底摆脱了官场的束缚，从经济上正式成为一个甘冒风险的自由职业者。
作为这一转折有两个重要标志，其一是鲁迅为捍卫自己的人权而向法院控告他的顶头上司、教育总长章士钊；其二是鲁迅为捍卫自己的经济权而向教育部一再索取欠薪，并将内幕公诸于众。
1926年8月鲁迅决心离开北京南下，除了某些原因（如军阀统治的黑暗、婚姻与恋爱的矛盾）之外，还有经济生活上的郑重考虑。而且经济的因素很重要，这一点，只要细读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和《端午节》、《幸福的家庭》、《在酒楼上》、《伤逝》、《孤独者》以及他与许广平的通信，就可窥见端倪。
第3个回答 2018-11-07
1881-1936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面临生死存亡严重威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1894年—1895年，日本挑起甲午中日战争，中国失败，战后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19世纪末70年代，日本侵犯台湾，后勒索中国白银50万两作为撤兵条件，此后日本开始侵华计划。
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借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
第4个回答 2020-12-10
鲁迅所处的时代背景是我国近代史上的 面临民族存亡危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881年，鲁迅出生。他所处的年代发生了 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八国联军侵华等历史大事件。
第5个回答 2007-11-11
鲁迅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面临生死存亡严重威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下，鲁迅为了唤醒民众精神的觉醒和民族的解放，付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由此被中国人民誉为“民族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