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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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经济全球化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机遇,结合中国的国情,
  使外资更好地为经济服务什么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呢?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水平总的来看还不高。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发达国家通过全球化进程进行产业
结构调整的机会,把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我们要打破“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一定是技术落后产业”的旧观念。我们要充分发挥我国人口多、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大力发展技术含量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高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这不仅可以壮大我国的国力,而且可以解决十分重要的就业问题。OECD一份研究报告说,中国至少在今后30年可以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一个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投资市场。这一优势是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这样的国家不可比拟的。
第二,我们中国又是一个大国,我们必须有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的产业结构,特别是在世界上最新的产业部门中我们应占有一席之地。我们要通过吸引外资,特别是与资金技术力量雄厚的大的跨国公司合作,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建立我们自己的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要做到这一点,关起门来引进是不可能做到的。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特别在电子、通讯、计算机、生物制品、精密仪器这些新的技术产业中,关起门来搞引进,等我们花几年时间自己搞出产品,技术早已落后,更不要说成本、市场等问题了。因此,我们必须在开放的环境中来发展这些产业,捷径就是外资,与有资金、技术的大的跨国公司合作,成为跨国公司的国外生产基地,成为它们整个国际生产线中的一个环节和国际销售网络的一部分,并在这一过程中壮大我们自己的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队伍,从而建立和发展我们的新技术产业。
总之,由于发达国家为了摆脱经济困境,实行自己的产业升级,发起了以跨国公司为主体向外投资,寻求出路的整体战略,为我们大规模吸引外资提供了条件,创造了机遇,这是日本、韩国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所不可能得到的机会。 从全球化的新视野出发,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全面参与国际贸易
信息时代所带来的新的生产方式和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部署生产和销售,已大大改变了传统国际贸易的分工模式。一个国家出于效率和成本的考虑,已不再一味地追求完整地占领一个产业,而是根据自身的综合实力和比较优势,尽力抢占一个产业的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生产环节,同时把劳动密集和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留给其它国家,从而形成了新的国际贸易分工体系。我们要从这个全新的视野,看待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不要片面地认为在出口产品中制成品的比率高了,农副产品的比率下降了,出口结构就“优化”了。现在世界农产品的出口大国主要是发达国家,就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出口结构的优势不完全在于出口什么产品,关键是看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国际竞争力,看出口产品所包含的零部件中,特别是技术含量高的零部件中有多少是自己生产的,因为这才真正反映对外贸易的效益,反映外贸对于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

从观念上走出传统的关于优化出口结构的误区,不仅对于发展对外贸易,而且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我们不能为了优化出口结构,而笼统地提出发展外向型的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这样有可能使各地一窝蜂地大搞某种出口制成品的项目(比如VCD),从而造成重复建设。

全球化带来的新的贸易格局和贸易方式,也应该改变我国外贸“进出口”的传统观念,而代之以“国际贸易”的新观念传统的“生产什么出口什么,需要什么进口什么”的事应该主要留给有外贸权的工矿企业去做,专业外贸进出口公司应改为国际贸易公司,成为国际化生产和销售的组织者,建立自己的国际市场网络。在加工贸易中,专业贸易公司应该承担类似“外商”的角色,在“进料”和“来料”的过程中,在销售出口产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使我国的加工贸易逐步走出只拿一点工本费的初级阶段,从而大大地提高加工贸易的经济效益。我们的专业贸易公司应逐步走向世界,大搞国与国之间的转口贸易,而不应只局限于中国与其它国家的进出口,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贸易公司。这样,我们的专业贸易公司大有用武之地,而不至于因为外贸权的全面放开而惶惶不可终日。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是跨国公司,特别是大的跨国公司。在美国,1995年最大的50家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占
了美国对外投资的63%,英国占了71%,德国占了51%, 最高为澳大利亚,50家最大公司占了整个国家对外投资的9 6%。从量上看是如此,从掌握的技术、市场网络来看,更是如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的先进技术产业中,例如生产电信通讯产品、计算机、半导体产品、汽车、生物制品、光学仪器等行业中,全球化趋势发展更快,大的跨国公司通过全球化程度大大提高,可以说不参加跨国公司在这些产业的全球性生产和市场网络,就很难加入这些产业发展的世界主流。因此,我们要顺应全球化的潮流,与跨国公司建立长期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今后搞好利用外资工作的一个重点,应该是吸收大的跨国公司的投资。
应该说,我们和跨国公司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条件是具备的。八十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特别是大的跨国公司很大程度上调整了自己的经营战略,主要一个变化就是当地化,技术开发、人才开发和经营管理的当地化。跨国公司的这种“当地化”经营战略,使我们有可能在相对平等的基础上与跨国公司合作,可以用我们的一部分国内市场,吸引大的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建厂,同时换取进入跨国公司国际销售网络的机会,换取跨国公司转让技术的承诺。今后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一批可以同大型跨国公司竞争的国内大企业,我们就可以在更有利的环境和条件下,搞好与外国跨国公司的合作。在以跨国经营为主要特点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有一批跨国经营的公司和管理人才。
为了推动经济全球化,使资金、人员、技术、金融的流动更加自由、更加规范,近年来各国际组织和区域经济组织大力倡导贸易投资自由化,也就是在全球范围内降低关税、减少非关税措施和改善投资环境,从而促进了资金、货物、技术、金融、人员在国与国之间的自由流动,表现为各国政府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以政府行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特点。
关于区域集团化问题,九十年代已经形成了一个大气候。根据世贸组织的统计,目前世界上各种类型和层次的区域经济贸易集团和组织已达100多个,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其中,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发展最快,影响最大,而且最具活力。区域集团化的本质就是在一个地区率先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然后以此推动全球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所以我们已经发现亚太经合组织在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很多领域已经走在世贸组织前面。

发展壮大自己,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现在看来,全球化对我们的最大挑战之一在于我们能否建立一套相互配合、一致连贯的政策法规体系。一般来说,政府可以依赖如下几种政策:外国直接投资政策、贸易政策、与国内经济活动有关的政策、竞争政策等配套使用,规范经济活动的行为规范,以确保对外经贸工作对我发展国民经济有利。这一点应该看成是对外开放中的一个共性问题,从各行各业来看,我们应该不怕开放,怕就怕没有一整套系统的、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没有一支素质优良、清廉公正的执法队伍来进行管理。
在这一方面,更具有挑战性的还是在对外投资政策与贸易政策、国内有关经济管理政策方面的协调。如前所说,随着国际投资的重要性比国际贸易越来越大,一个国家的贸易政策要很好地为外资政策服务。比如关税问题以后恐怕要更多地与怎样更好地促进吸引外资的工作联系起来。此外,还要针对吸引外资方面存在的垄断市场、逃避税收、违约违法等问题,充分利用符合国际惯例的国内政策措施保护我们的利益,通过制定反倾销、反补贴、反垄断等法律,规范市场竞争机制,限制外资的不正当经营行为。总之,只要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法规、政策体系,我们就可以更加放心大胆地发展对外贸易,更大规模地吸引外资,加快我国加入经济全球化的步伐。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我们只要能够壮大自己,就一定能在这一进程中
趋利避害,在开放的大环境中,使中国成为21世纪的经济大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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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3-11-27
所谓“全球化”,是指人类活动超越民族国家界限,在世界范围内展现出的物质、能量、信息等全方位的联系、沟通、交流、互动的客观历史趋势。它是伴随着人类交往的不断扩大,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18世纪的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在西欧迅速发展,突破了农业经济时代的地方狭隘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了世界性的了; 20世纪下半叶的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突破了传统的时空界限,加快了全球化进程。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大潮,引起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思想等各领域的深刻变革。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挑战

(一) 经济全球化的一般性问题

所谓“全球问题”,是指在发生规模或程度上具有全球性质,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涉及到世界上各民族、国家、地区的根本利益,并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和国际社会的一致行动才能得到有效解决的那些问题。

全球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对此,国内外大多数学者都是承认的,但他们对全球问题的理解却并不一致。其主要分歧在于对哪些具体问题有资格进入全球问题的认定上以及如何区分各问题之间的主次关系,例如,前罗马俱乐部主席A。佩切伊把全球问题归结为人口增长、社会的差距和分工、社会的不公正等近30个问题构成的总问题;前苏联学者M"M"马克西莫娃则认为全球问题包括核战争的威胁、饥饿、贫困。

哈贝马斯较早地就开始关注全球问题了,他曾把资本主义社会分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两个阶段,他称后者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对全球问题的关注是他对晚期资本主义分析的重点,在《合法化危机》一书中他对晚期资本主义增长的后果作了这样的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的高速增长给国际社会带来了许多问题。”“在这里我所说的是对生态平衡的破坏,对人格系统一贯要求的损害(异化),以及对国际关系所造成的巨大的压力”。在他看来,造成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在于“系统”侵入了“生活世界”,人们的交往被扭曲、异化了。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重构理性,建构一种交往理性,也就是主体在平等自由的基础上通过对话达到相互理解和一致,从而实现人们之间交的合理性,实现社会的合理化。

建构交往理性以拯救分崩离析的传统理性是哈贝马斯的理想,这也是他的交往行动理论的核心。这一理论一经提出就受到思想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并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虽然有的学者认为他所提倡的通过“交往理性的重建”和“话语伦理”规范的建立与贯彻来消除当今世界存在的弊病,实现一种“无暴力统治”的社会秩序的理想是一种空想,但是,哈贝马斯几十年一直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他的理论日益受到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这充分表明了他所倡导的交往理性是有着相当重要理论价值的。

(二)中国的问题

中国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就选择了一条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的道路。这样一条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也就是和平发展的道路。

20多年来,中国的这一历史抉择经受了考验,和平崛起的进程已经开了一个好头,但是还远远没有完成。一个13亿至15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决非易事。特别是在21世纪上半叶,我们既面临“黄金发展期”,又面对“矛盾凸显期”。说矛盾凸显,就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而言,带根本性的就是三大挑战:

第一个是资源特别是能源的挑战。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在全世界排在后列;同时,由于发展速度快而科技和工艺总体水平低,中国制造业的单位和总量的资源消耗包括能耗,却排在世界前列;再加上随着世界制造业向中国大规模转移,也带来一定程度的“能耗转移”。这就使得资源特别是能源的短缺,成为困扰中国和平崛起的一大难题。

第二个是生态环境的挑战。中国在快速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状况恶化、资源耗费巨大回收率低而导致环境破坏等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同时,这也是中国领导层提出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背景。

第三个是在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过程中一系列两难问题的挑战。比如,既要使GDP持续快速增长,又要加快社会建设步伐;既要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又要扩大社会就业;既要保持东部地区的强劲发展势头,又要促使东中西部共同发展;既要推进城市化,又要从各方面反哺农村;既要注重公平、缩小差距,又要保持活力、提高效率;既要扩大吸引外资,又要优化引资结构;既要以市场换技术,又要增强科技自主创新;既要深化各项改革,又要保持社会稳定;既要推进市场竞争,又要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等等。解决这一系列两难问题,都不能只顾一头、不顾另一头,而是要求有一系列的统筹兼顾,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
另外,全球化的发展对于中国的进出口体制、货币体系、宏观经济调控体系、金融体系监管的透明度、控制方法都提出了向完全市场化的趋同要求。
因此经济全球化无论从内在体系上,还是外在环境上都需要中国政府的大国策略。

(三)中国的大国策略

中国是历史上文化大国,也是现实中地缘政治大国,正致力于成为未来的综合性大国。所有这些决定了她的战略定位及其选择不同于任何大国。作为国际地位日渐提高、实力不断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主权、稳定、发展、平等、正义五个层次的利益需要,就构成了国家战略利益的主要方面。各种需要之间彼此联系,形成一个有机系统:从基本的生存权益需要到更高层次的需求,从而通过自助成为一个对国际社会有重要贡献的大国。

第一,主权需要。它包括领土完整,内政不被干涉,这是一国存在的基本需要。主权需要与国家统一密切相联,互为一体。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主权过时论”在西方兴盛一时,“新干涉主义”抬头,在这种情况下,维护国家主权,反对霸权主义就成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严峻考验。

第二,稳定需要。与主权需要一样,稳定需要同样涵盖了国家安全利益的一部分内涵。稳定分为内部社会稳定与周边环境的稳定。前者需要强大政府并建立有力的政治、经济秩序,是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必要保障;后者是指建立在“主权需要”层面上的“防卫需要”,“防卫需要”也就是拥有影响和控制周边危险事态能力的需要,从而才能保证外部环境的安全。

第三,发展需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都在拼命迅跑,以在未来竞争中争夺力量制高点。对中国来说,发展既必要又紧迫,因为惟有发展才能提高综合国力,并使和平自主的对外政策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稳定是发展的保障,反过来,社会不发展、经济衰落,则内部社会震荡及民族问题会被激活,社会稳定及国家安全自然受危及。

第四,平等需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也不论国家制度及意识形态差异,在国际法上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平等的需要,也是被尊重的需要。一个国家不被尊重或被侵犯,是主权不完整的表现。对平等需要的强调,是对强权政治及霸权行为的反对,它要求利益与机会均等,反对因文化歧视、贸易歧视而对某国作出的单方面限制。

第五,正义需要。中国的地缘政治及文化历史背景使它具有不同于其他大国的使命,即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使命感。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已为自己树立了作为大国的必要道义形象。这种正义需要包括作为一个大国在联合国扮演积极的更富有建设性的角色,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维护小国、弱国权益、反对霸权主义方面始终树立自己的正义形象。一个国家惟有发展具备一定实力,才能为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更大贡献,反过来,一个成为负责任的国家从而树立起正义形象,也必然给它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与支持。

简言之,主权、稳定、发展、平等、正义五个层次的利益需求,是一个由基本层次向更高级层次的逐步递升的过程,利益需要层次的拓展,也就为外交及战略目标的进一步推进提供更深的内涵和意义。
第2个回答  2013-11-27
第一,经济全球化使得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度大大提高,这一方面意味着中国企业进入世界市场的获利机会增多,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的国内市场成为各国企业纷纷抢占的制高点。
第二,经济全球化推动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大举实施兼并,这在提高中国企业经济效率的同时,也将对中国国内产业造成较大的冲击。
第三,经济全球化将促进中国的资源配置优化,为中国实现经济发展和赶超发达国家提供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
第四,经济全球化带来了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在优化资源配置的同时,也加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内金融机构的监督职能和预警机制也尚不完善,很可能诱发国内金融风险。
第五,经济全球化正在给国内经济改革带来新的压力,使国内经济波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并对国内产业和市场将造成一定的冲击。
第3个回答  2013-11-27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全球化是随着科技革命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特别是信息革命的迅速发展和跨国公司在全球迅速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形成而形成的。
全球贸易往来增多、资金在国际间流动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正在推倒各国的经济壁垒,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经济全球化已呈不可逆转之势,并对世界政治、经济产生重大影响。随着中国加入WTO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全球化将对中国经济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
第一,经济全球化使得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度大大提高,这一方面意味着中国企业进入世界市场的获利机会增多,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的国内市场成为各国企业纷纷抢占的制高点。
随着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进程的程度不断加深,中国产品在国外市场的准入程度将提高,但同时国内市场的全方位、大幅度开放也是大势所趋。中国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将使中国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大幅增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在中国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则由于本国企业的竞争力不强,很可能遭受外国同类进口产品的巨大冲击,使经济增长受阻,并引发严重的失业问题。
为了分享经济全球化利益,又要避免其不利影响,中国在现阶段应充分注意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并以此为基础,逐步地积累财富,推动经济增长,同时也应积极利用世界性资本、技术和产业大转移的有利时机,通过开展贸易、利用外资等途径,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移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本国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整个经济的发展。
第二,经济全球化推动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大举实施兼并,这在提高中国企业经济效率的同时,也将对中国国内产业造成较大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