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真的能解决中国问题吗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供给侧改革真的能解决中国问题吗？

最近，关于“供给侧”改革的话题成为当前社会讨论的热点，比如，有专家说投资、消费、出口是需求侧改革的三架马车，也有专家反驳投资属于供求侧；为了保持对称性，有专家说劳动、资本、技术是供应侧三架马车。理论终归是理论，困扰在中国经济问题一直再有，而且越来越多，积累到今天，绝不再是简单需求侧还是供应侧入手解决的问题。因为30年来，我们一直逃避经济发展本质：技术创新。
一、马克思《资本论》中还原社会大生产基本原理：
1、社会化大生产正常运转，必须保证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能够可持续循环下去。
2、生产和分配构成供应侧，供给侧结果产生产品（含服务）；交易和消费构成需求侧，需求侧需要有消费能力支撑；显然，社会化大生产运转关键是产品=消费能力，保持平衡。而这个平衡是动态的，螺旋桨上升的。一边是产品不断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品升级来满足人民消费能力提升，而消费能力提升又促进产品升级换代。
3、当前产品与消费能力无法匹配是第一矛盾，这里可能表现为产品过剩和消费能力不足。产品如何取决生产力水平，生产力包括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生产工具表现为机床、流水线等，生产工具上当前表现为传统工具与智能工具之间的矛盾。比如机器人等都是智能工具。如果采用大量机器人，一方面失业率上升，影响人民消费能力；另一方面购买机器人会推高企业成本，至少短期成本会上升的，而且中国多数企业都是基于眼前利益的，显然技术创新受到阻碍。
4、生产资料表现为土地、原材料、劳务等生产要素，当前土地、劳务成本达到历史高点，其中土地（租金）价格由公共部门垄断，造成商业地产租金水涨船高，这也是推高房地产价格元凶，同时也造成老百姓买房难，消费能力不足；劳务成本自2008年开始年年提升社会保障水平，推高了企业运营成本，土地租金和劳务构成企业的主要成本，并且高居不下，企业要生存下去，必须降低成本，显然只有原材料可以下手了，比如汽车制造业上偷工减料、车辆暗中减配等等都是降低成本，由于于新材料成本很高的，以房地产为例，如果采用节能环保材料，房价变成别墅价了。土地或租金价格不能降，否则影响银行业。生产资料上表现为公共部门利益与私人部门利益产生了矛盾冲突。
5、我们再看需求侧，缺少消费能力支撑。也就是人民消费能力不足，这里出现两极分化，对于小众来讲，有消费能力，比如出国买奢侈品，马桶盖等等；另一方面对于大众来讲，倾向消费低端产品，于是成就了淘宝、京东等电商。对于国民经济来讲，主要依靠大众来消费，促进生产。为什么大众购买以低端品为主呢？显然这是人民消费能力决定的。当我们和80年代对比，现在工资收入是提高了，但实际购买力未必有80年代强，实际上消费水平下降了，在加上社会保障带来困扰，比如医改之后看不起病，即使有医保，其实有医保治疗费用比没医保费用还要高，药房里居然也可以用医保卡购买米面粮油，这说明什么？医院、药房和病人共同套取医保保障，为什么，老百姓还是消费能力不足，医院运营成本高。需求侧表明当前社会保障水平低与人民消费能力形成矛盾。现在社会情况是孩子读书读不起，一个幼托都在1000元以上，看病更是看不起了，得了大病几乎要倾家荡产，更不用买房了，正是社会保障水平低，大众不敢去消费。
二、当前中国问题是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问题，造成了产品与消费能力无法持续下去。
1、产品是低端产品过剩，30年来中国培养众多的商人，但称得上企业家寥寥无几。社会上商人多了，意味大家都是投机而不是投资。因为投机是零和游戏，并不给社会带来财富增长。比如马云、李嘉诚等充其量是个商人，但不是企业家。而投资一定是基于技术创新作为基础保障的，唯有依靠技术创新才会带来财富真正增长。
2、消费能力表现为大众消费能力低，主要就是大众社会保障水平低，解决不了大众看病、子女读书、养老等后顾之忧。
最后，老何引用咔嚓院长在（微信公众号：蓝血研究）《华为的研发投入经费相当于A股400家企业总和》文中观点，来看看中国创新能力有多么可怜：

2014年华为研发经费，超过台湾台积电+鸿海+联发科+联电+纬创的总和；
2014年华为研发经费，比A股154家化工+166家机械设备+14家机床业（十二五拨款）+67家医药近400家企业的总和还多几十亿；
2014年销售收入：华为2882亿，腾讯789亿，阿里708亿，百度490.5亿；华为超过BAT的总和；
2014年纳税：华为纳税337亿，BAT最高的阿里109亿，华为超过BAT的总和。

口号再响，不如华为默默耕耘，李嘉诚、柳传志、张瑞敏、马云等因追求商业投机或远离产品技术创新，已经越走越远。 可惜，中国只有一个华为，实在太少了，正如董明珠所说，马云有一个够了，但董明珠可以多有几个，就是这个道理。未来中国能否走出困境，看两点就够了：一个是中国技术创新每天捷报有多少？另一个就是公共部门对私人部门利益如何二次分配，换句话说公共部门二次利益分配是倾向小众还是大众，如果我们能看到公共部门越来越多倾向私人部门或大众分配，中国就有救了，重庆其实就是个成功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