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写的是文学类的书吗?

如题所述

朱自清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的作家之一,留下了众多经典作品,《匆匆》《背影》《荷塘月色》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其作品很早就进入清华图书馆

1920年6月,朱自清从北大提前一年毕业。当时,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前身为浙江两级师范学堂,1909年,鲁迅、刘大白等人在此教书)的校长,写信给北京大学的校长蒋梦麟,希望校长能够帮他推荐几个合适的学生做教学辅导员,蒋梦麟便推荐了朱自清和俞平伯。于是,那年秋天,在去杭州的路上,朱自清和俞平伯开始了两人持续一生的友谊。在“一师”,两位年轻人在教书之余,开始了文学活动,相互切磋诗艺。

俞平伯在浙江一师工作了半年,在年底便回到了北京。朱自清也于一年后离开了一师,前往自己的故乡扬州,到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任教务主任。到任不久,就因为诸多原因辞去教职,经友人介绍,他到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教书。在上海,朱自清认识了叶圣陶,他也得以将更多热情投入到文学上。1922年初,俞平伯和朱自清、叶圣陶等人创办的《诗》月刊创刊。这是五四运动以后出现最早、以提倡新文学为主张的进步诗刊,在当时备受关注。《诗》月刊创刊后,俞平伯和叶圣陶、朱自清等人的交往颇为频繁。不过,在《诗》月刊正式出版之前,因为中国公学的“风潮”,朱自清被迫返回浙江一师。后来,朱自清在台州、宁波、温州等地多所中学辗转,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夏丏尊、丰子恺以及朱光潜等人,有这样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做伴,也为朱自清的教师生涯带来不少欢乐。

1924年,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等人组织了一个不定期的文艺刊物,名为《我们》,逐期以出版年月作为书名,第一期就是《我们的七月 (1924年)》。这本书里有论文、小说、诗、戏剧、小品、札记、通信并精印书画、摄影等。这本书用瑞典纸印,格式新颖,封面为丰子恺的作品:《夏》。《我们的七月》一书中收录了俞平伯《鬼劫》、叶圣陶《泪的徘徊》、朱自清《温州的踪迹》、刘大白《旧诗新作》等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1925年5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6月,朱自清怀着悲恸的心情写下了《血歌》一诗,此时《我们的六月》已经付印,为了配合“五卅惨案”的斗争,朱自清临时将《血歌》刊在《我们的六月》的扉页上。

当年朱自清是《我们的七月(1924年)》中的一名作者,未曾想到,清华学校图书馆将这本书买入几年后,朱自清成为图书馆的代馆长。

老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焦阳说,这本书最大的亮点在于:在该书中作品的相应位置,分别有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的亲笔签名。“一般情况下,签名本的图书中有作者的签名是非常普遍的。但这本书有如此多的大师联合签名,实属罕见。”

多位作者联合签名,或许与当年朱自清他们创刊时的设想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的七月(1924年)》创办时,杂志独具一格,除封面设计者丰子恺署名外,所有文章都没有作者的名字。几十年后,俞平伯曾做过解释,“之所以《七月》不具名,盖无深义。写作者自都是熟人,可共负文责。又有一些空想,务实而不求名,就算是无名氏的作品罢。”

不过,这种“新潮”的方式,造成了读者不习惯,大家议论纷纷,引起多方猜测。朱自清和俞平伯商量后决定,为了让读者阅读方便,在《我们的六月》出版时全部署名,同时附录《我们的七月》的目次和作者的名字。或许在1927年,《我们的七月 (1924年)》再版时,各位作者便在相应的文章那里,补上了各自的签名。当然,这都是后来者的猜测,至于真相如何,早已湮没在岁月里。

保护图书馆珍贵书籍

1925年,说不清的压抑和苦闷,蔓延到朱自清的内心。朱自清也对教书生涯感到了厌倦。一个偶然的机会,朱自清的命运发生了改变。他的好友俞平伯介绍他到清华大学国文系任教授。当年暑假过后,朱自清便一个人匆匆赶往北京。从此,他在清华任教二十余载,一直到生命最后。

焦阳说,对于朱自清在清华大学的历史,很多人都有所了解,但是对于他在1935年至1936年任清华大学图书馆代主任的历史,知之者不多。因此,本次展览就着重展出了朱自清在任代主任(代馆长)时的部分批阅清单。

作为代馆长,在购书时也打上了自己文学趣味的烙印。朱自清是新文学的实践者,也对古典文学珍爱有加。因此,在购买的书单中,既有罗振玉《集古遗文续补》等古籍,又有《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等新文学书籍。

其中最珍贵的一张是朱自清与冯友兰共同签名的清单:中文系与哲学系合买了日本一诚堂的《朝鲜古物图录》。清单上这样写:“价款由中国文学系出三分之二,哲学系出三分之一。”签名为冯友兰、朱自清。冯友兰1928年应邀至清华大学哲学系。1929年起任清华哲学系主任,1931年任清华文学院院长。

除此之外,朱自清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欧游杂记》上,也有他的签名。他在这本书上,写有以下字样:“国立清华大学图惠存 朱自清敬赠”,下面签有时间,是1934年。1931年,任教于清华的朱自清,获得公费出国游历的机会,在近一年的时间内,他游历了伦敦、巴黎、柏林、威尼斯等地,回国后写下了游历欧洲期间的见闻,该书于1934年出版。

朱自清性格温和,为人和善,对待年轻人平易近人。焦阳介绍,根据一些史料记载,在担任清华大学图书馆代馆长时,一位学生因在图书馆里找不到想借的书,直接打电话到朱自清家里,请他到图书馆来帮着找。朱自清欣然应允。

一位学生,写信给朱自清,陈述自己家境困难,并托朱自清先生帮他留意图书馆的工作,如有合适的岗位就介绍给他。有意思的是,十多年后,这位学生接过朱自清的“衣钵”,成为清华图书馆的馆长。他就是1960年的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史国衡。

除了帮助图书馆购买经典的书籍,对于当时清华师生来说,朱自清最重要的贡献是保护书籍。1935年,时局动荡,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加快,平津一带危在旦夕,“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时任清华图书馆代馆长的朱自清,未雨绸缪,准备将贵重书刊装箱和搬迁的工作。1935年11月19日,朱自清在他的日记中写下寥寥数语:“学校决心迁移各种物品,今晚开始包装书籍。”

据《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中的《图书馆工作报告》中记载:“1937年7月,宛平卢沟事件,竟为燎原星火……馆人乃将本馆及各系预装之图书仪器五十余箱,及馆中目录文件卡片等,不顾敌军严密检查,运存城中某处……幸而年前运出所有中西文善本,全部地志,及各系需用书籍等四百余箱,运存汉口,连同运出者,共约五百箱。”“幸而年前”说明在1936年,朱自清便将中西文善本等贵重书籍和物资运出北京。

焦阳说,当时学校附近有个清华园火车站,在朱自清主持下,师生们将教研工作所急需的图书、仪器装上火车秘密南运。这五百余箱重要物资南运后暂存湖北汉口上海银行第一仓库,后来从汉口辗转运送至重庆北碚和云南昆明。“在那艰苦的岁月,这些珍贵的图书成为了西南联大学生们的学习用书,也是师生们学习用书的唯一来源。”

清华大学在抗战期间遭受到重创。1937年10月,清华校河以南被日军占领。1938年1月,清华校园全部被占。8月,日军强令将校内各馆、室钥匙全部交出。1939年春,日军将清华园改为1526军伤兵医院。当时的图书馆被占用后,被作为日军病院本部。其中的图书、杂志损失非常严重。日军还挑选了总计五万多册有关书籍运走,其余交给一些敌伪机构保存。

抗战胜利后,此前曾经运往西南联大的图书又跟着师生们北上,回到清华校园,后来在图书馆馆长潘光旦的主持下,馆员们把其他敌伪机构瓜分走的图书,尽全力搜集回来。

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卷

1918年,还是大学生的朱自清,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喜欢上了新诗。在新文化雨露的哺育下,朱自清开始释放自己的才情。他的处女作《睡罢,小小的人》发表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从此扣开了艺术的大门。

1922年,朱自清、俞平伯等人创办了《诗》月刊,它开宗明义向社会声称这是新诗“向人们说话”的阵地。《诗》月刊发表了朱自清的很多新诗,也得到了许多作家的支持,沈雁冰、胡适、周作人都为它写过稿。《诗》月刊于1923年5月停刊,共刊出两卷七期。

在停刊后,朱自清仍然坚持诗歌创作。1924年,朱自清第一本集子《踪迹》由上海东亚书局出版,内分两辑,第一辑收录诗歌31首,第二辑收录散文7篇,《匆匆》《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名篇便是出自这本集子。郑振铎在《五四以来文学上的论争》一文中曾评价道:“朱自清的《踪迹》是远远地超过《尝试集》里(《尝试集》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也是胡适文学主张的自我实践——编者注)的任何最好的一首。功力的深厚,已决不是‘尝试’之作,而是用了力来写着的。”

1935年,郑振铎受上海良友图书公司文艺编辑赵家壁的委托,邀请朱自清编写《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的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分为十大卷,蔡元培作总序,《建设理论集》由胡适编选,《文学论争集》由郑振铎编选,小说分三集,分别由茅盾、鲁迅、郑伯奇编选,散文分两集,分别由周作人、郁达夫编选,戏剧由洪森编选。朱自清接受任务后,将五四以来新诗的各种选本借来阅读,还把清华图书馆存的新诗集都借了出来。他从七月中旬开始整理,历时一个多月终于完稿,最终,《诗集》共选59位诗人的408首诗。在写导言时,朱自清严肃认真的秉性,使得他仅写了五千来字,不过,正是他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使得这篇简短的导言成为新诗史上的重要理论文章之一。他把五四以来诗歌创作分为三派:自由诗派、格律诗派和象征诗派。这也是朱自清对新诗发展历程最为独特的见解。

由作家转向国学研究

朱自清在清华中文系执教23年。1932年,朱自清从欧洲游历回国后,被校长梅贻琦任命为中国文学系主任(西南联大期间,朱自清还担任联大中国文学系主任,后以身体为由辞去联大中国文学系主任和清华国文系主任一职)。这一年,朱自清也组建了新的家庭(1929年结发妻子武钟谦因病去世,1932年与陈竹隐结婚),朱自清在清华开始了新的篇章。

这一学期,朱自清开设了“诗”、“歌谣”、“中国新文学研究”三门课,后又开讲“陶诗”和“李贺”诗,开始从事国学的研究。他在教学之余,还从事考证类的研究。朱自清深入研讨陶渊明和李贺的作品后,写下了《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疑问,纠正了一些不妥的说法。这是朱自清第一次写考证文章,当它发表在《清华学报》上时,朱自清非常高兴,特意寄给叶圣陶一本,请他“教正”。

朱自清教学负责,对学生要求严格,在《陶诗》课里,常常要学生背诵或默写诗句,写错字还要扣分。因此,一些学生都不敢选他的课,以至于“李贺”的课只有五人选修。不过,虽然要求严格,但是朱自清对学生非常关爱,他还根据学生的情况,因材施教。比如,他建议吴组缃多选外文课,并鼓励他学英语和法语。

这一时期,朱自清与学生们还发生了一件趣事。1932年11月,鲁迅为探望母亲,从上海来到北京,北京的许多高校都邀请鲁迅去讲课。鲁迅也应邀到北大和辅仁大学讲了课,清华中文系学生也纷纷向系里提出请求,希望能邀请鲁迅到学校演讲,朱自清答应去试试。当朱自清到位于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鲁迅的住宅(如今的鲁迅纪念馆),请鲁迅去清华演讲时,鲁迅或许因为抽不出时间,婉拒了朱自清的请求。朱自清回到学校,流着大汗对学生们说:“他在城里有好几处讲演,你们进城去听他讲罢,反正是一样的。”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的师生辗转来到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因为炮火的临近,临时大学的师生们又跋山涉水来到昆明,学校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朱自清开讲了“宋诗”,所用课本都是他从明末清初学者吕留良的《宋诗钞》中精选而成。因为对于宋诗非常熟悉,朱自清讲得也非常生动。在讲授时,他不仅逐句解析,探究用辞的来历,还剖析了宋诗不同流派的差异。他还常要求学生当堂讲解,学生不敢不预习,虽然要求很严格,不过,凡是选修这门课的学生都受益不少。

抗战胜利后,朱自清和师生们回到北京。但是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没有为人们带来任何希望,法币贬值,物价暴涨,人们困苦不堪,朱自清发出了“胜利突然到来,时代却见沉重了”的感喟。1948年5月,上海学生发起了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侵略势力的签名运动,后来反帝爱国风暴波及全国。当时,为了欺骗和收买知识分子,国民党发放了配购证,用此证可低价购买“美国面粉”。6月,患胃病多年的朱自清,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一丝不苟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随后,朱自清还将面粉配购证以及面粉票退了回去。这也正是朱自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故事的由来,不过,后来流传很广的朱自清因拒领美国粮而饿死的说法,是以讹传讹。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因不堪胃病折磨,离开人世。在新的时代即将到来时,朱自清却匆匆地离人们远去。他为人们留下了无数经典的诗歌和文字,还有永不屈服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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