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实主义
重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现实主义的起源及其特征 ——从近、现代社会与文化的转型出发栾梅健内容提要
作为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其实是作家在理解与处理文学创作与现实关系时所持的一种态度和遵循的原则；而我国近代以来所形成的社会与文化转型，正是建立起了现代作家认识世界与表现世界的基本立场与观察视角，蕴育与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形成。
关键词 现实主义 近代社会与文化形态 社会之网 创作方法
一
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现实主义的论说可谓是连篇累牍、汗牛充栋，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艺批评史上的一大奇观。然而，当我们今天重新来审视这些论点时，却不无遗憾地发现：许多观点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了历史的局限，或者由于观察视角的缺陷，尽管洋洋洒洒，但论述起来却不得要领。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公认为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的观点，是冯雪峰在《中国文学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中的论述：
……“五四”新文学吸收了中国文学中古典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和优点，并加以发扬，加以现代化，这是“五四”新文学中现实主义的本国的来源；“五四”新文学又吸收了外国进步文学中现实主义的经验与方法，而加以应用和民族化，这是“五四”新文学中现实主义的世界的来源。“五四”新文学，就是在这两种来源的基础之上，在从“五四”以来的人民革命的时代中，体现着我们民族的创造力，独立地创造出了以鲁迅为代表的辉煌的革命现实主义。……“五四”时的新文学虽然还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但其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于是在革命发展的现实基础上，在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下，从鲁迅所奠定的“五四”的现实主义而发展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
在冯雪峰的心目中，现实主义主要分为四个阶段：古典现实主义、资产阶级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和无产阶级现实主义，“五四”文学正处于革命现实主义的阶段。在这里，所有的文学创作方法都被理解为现实主义，唯一不同的只是阶级思想的性质；也就是说，从古到今只存在一种创作方法，即现实主义。应该说，这不是把创作方法理解为处理文学创作与现实关系上所持的态度和遵循的原则，而是从反映论的角度对文学与生活关系做出的解释。正如陈思和先生所言：“尽管文学是人们审美把握来表现对客观世界的各种认识，它离不开创作者的主体意识，但归根结底，客观世界总是作为人的认识对象，或成为文学现象的生存依据，文学总是现实的精神投射。从这个意义上说，自有文学以来，凡优秀的作品都离不开现实，或现实主义。”
[2]冯雪峰的观点，正是把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反映论来理解。从这里出发，冯雪峰把正视与揭露现实的文学创作以及在作品中所渗透出来的这种“精神”，都一概理解为现实主义的内容。把现实主义界定在反映论的层面上，冯雪峰的这种观点自然能自圆其说，但是，作为一种对具体的创作方法的研究，却显得过于空疏与宽泛。无论是对于文学理论的研究，还是对于文学创作的指导，这种观点都缺乏切实的理论价值与指导意义。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后，众多研究者迅速将现实主义从反映论的层面上分离出来，而真正从创作论的角度对现实主义加以具体、细致的研究。这些研究的集大成者和重要代表作，当推温儒敏先生的博士论文《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一书。温著对现实主义在中国产生的条件、特点、演变与得失进行了系统的考察与分析，不乏真知灼见。
他这样论述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五四”时期出现的原因：
作为一般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或方法，在传统文学中就已经存在，而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则完全是现代的产物，在我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才出现的现代文化意识的一部分。它主要并非由古代文学的传统延伸发展而来，尽管不难寻出其间的某些历史联系，它基本上是在对外国文学横向吸收和改造中所形成的新的文学思潮，可以说是世界性现实主义思潮传入的结果。在20年代，新文学现实主义主要接受了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包括俄国现实主义的影响，三四十年代，又逐渐融汇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成分。[4]
在这里，温儒敏先生将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五四”时期出现的原因，归结为基本上是“对外国文学横向吸收和改造”的产物，是一种“传入的结果”。
从影响研究的角度来观察，一国文学对另一国文学产生作用与影响，其前提是受影响国已经具备了接受作用与影响的条件，如此影响才能有效。人们通常所说的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说的也正是这个道理。因此，如果仅仅将“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的产生归之为对外国文学的横向吸收与所受影响，那么就可能接触不到问题的核心。
不过，温儒敏先生事实上在提出了上述结论之后也并没有停止思考，而是继续深入下去，认为下述三个方面构成了我国“五四”文学横向吸收西方现实主义的“土壤”。这三个方面是：“首先，新文化运动是前所未有的反封建思想革命运动，它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整体性批判，是与对外国文化的整体性认同同时进行。”“其次，‘五四’时期左右文坛空气的主要读者层，也已经从近代的一般市民转变为受科学民主思想熏陶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有更开放更健全的审美要求，迫切希望摆脱‘瞒与骗’的封建传统文学，寻求真实反映现实人生的文学。”“第三，‘五四’时期(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后几年)是新旧交替的时期，也是动荡的时期，思想文化界相对来说还比较自由。加上西方各种新思潮涌进，中西文化发生空前的碰撞交融，更是形成我国历史上难得有过的思想解放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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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这三个方面都说出了“五四”时期现实主义产生的部分理由，确实是探讨现实主义产生时不可忽视的因素。不过，由于论题的限制，他这三个方面原因的归纳也稍稍有些宽泛。
先说第一点“对外国文化的整体性认同”。这确是“五四”时期带有鲜明印记的时代潮流，好的绝对的好，坏的绝对的坏，盲目崇尚与模仿西方文化。问题则是：西方文学思潮比比皆是，诸如写实主义、浪漫主义、印象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等等，为什么这时偏偏钟情于现实主义呢？用整体性认同来解释显然不通。再说第二点，新式读者需要“更开放更健全的审美要求”。在“五四”时期，沈雁冰、周作人等人都明确地意识到现实主义在西方已成“衰歇”之态。如沈雁冰认为“写实主义不过是文学进化过程中的一段路程，决不是文学的极则”
[6]，认为“新浪漫主义”才是更高级的创作方法。对于要求“更开放更健全的审美要求”的新式读者来说，主动放弃更高级的新浪漫主义而去俯就已见衰歇之象的写实主义，于情于理都是说不通的。至于第三点，“五四”是“难得有过的思想解放时代”，其实只是一种较为宏观的时代背景，对于各种新思潮、新观念都同样适宜，用以说明现实主义产生的原因自然过于笼统。
当然，这些并不有损于温著重要的学术价值；相反，它为我们的进一步思考留下了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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