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手机成了现代人不可或缺的工具。关于手机的各种类型的广告，简直是铺天盖地、令人目不暇接。这些手机或贵或廉，或大或小，或新或旧，时刻与其主人保持亲密的接触，仿佛一只只高科技化的宠物。的确，所有这些手机广告几乎都在诉说着手机的一个超强功能：沟通。电话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交流方式，而手机的出现则彻底改变了这种交流方式的时空概念。这其实是一种由文明进步产生的、伟大的自由和权力：只要自己想要，而且知道对方的号码，就能够随时随地的联系他。然而，当手机在中国土地上铺天盖地之际，冯小刚导演的2004年贺岁片《手机》，却让人们大为惊讶。这部备受争议的电影突破传统，揭示了手机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而这种潜在的变化正是现代文明的发展和精神世界的矛盾相互牵制所引发出来的一系列问题：手机，不仅仅传承着电话的“沟通”功能，更是将“监视”功能予以夸张性的放大，在这一场游戏中，手机不仅是话语的传递者、储存者，同时也是话语的监视者。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手机的功能日新月异，有了手机就等于有了沟通和监控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人们拥有手机，同时也拥有了语言的权力。在当代法国社会现象学家布尔迪厄看来，作为文化象征的典型代表形式——语言，同整个社会性质的变化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语言象征性权力，从宏观意义来看，是同人类社会文化活动的象征性及其复杂性密切相关；从微观意义来看，是同社会文化活动中各个层面的具体特征，同语言和象征体系本身复杂而具体的结构和特征密切相关。因此，简而言之，语言象征性权力的实施过程，就是透过语言象征性运作而是社会中的权力网络演变成越来越复杂的中介性策略性的游戏结构。语言的运用技巧就是权力运作的策略，但是另一方面，社会生活中的任何权力的运作，都是离不开语言的使用和运用技巧。在《手机》中，手机的拥有者以及电视节目《有一说一》的主持人严守一，无疑是语言和权力的拥有者。下面就从严守一在影片中几处细节来分析一下语言与权力的体现：
镜头一：文化大革命时期，那一年严守一13岁。冯导先用了一个大全景，展现了严守一当年住的村子的全貌，给人一个总体印象，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总是情不自禁的想到好莱坞的电影模式，也是同样的拉开一个镜头，展现故事发生的地理位置，故事发生的时间、周围的环境和背景。接着配上葛优的画外音解说，之后是远景的切近，直到近景，然后我们看到了13岁的严守一，和影片的主要线索----电话。这是全镇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电话，而当时的电话管理员却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在一个信息及其落后和闭塞的年代，他操纵着别人与外界沟通的话语权，那个时候他是语言权力的拥有者、至高无上。而当人们都在焦急地等待打电话时，他一句“电话休息”则宣判了这些蜂拥而来的农民话语权的“死刑”。
镜头二：在《有一说一》的节目现场，严守一误把瓦特当作电话的发明人而在节目中向观众承认错误时，却依旧耍着他那套嘴皮子，面对老实憨厚的动物园饲养员，严守一话中带刺，以开玩笑的方式对饲养员的诚实加以嘲弄。而从他所主持的节目名称《有一说一》来看，顾名思义就是要说实话，守信用，决不扭曲事实。从布尔迪厄的观点来看，话语权具有强势性从而改变社会运作的逻辑中心点。严守一在屏幕上的道貌岸然与他在生活中的虚情假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话语在这里则成了严守一生活改变的逻辑中心点。
镜头三：在生活中，严守一同时也扮演着语言操纵者的角色。在他设置的一个又一个谎言游戏中，妻子和情人始终游离于他所编造的谎言中。而最终的结果却使他出乎意料地会在了自己精心编造的谎言中，严守一的“语言权力”弄巧成拙，使他自尝苦果。
手机所引发关于话语权与监视权的种种隐蔽的弊端无法逃脱布尔迪厄语言象征性权力的征候分析，对于严守一而言，掌握话语权，是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权力渗透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是跨越道德约束，满足个人纵情私欲的权力。而他的至高无上的话语权的实现，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完成的：1、前提是拥有了一部高科技手机；2、对妻子和情人撒谎；3、假装听不见或者挂机，从而使别人的话语权无法实现；4、把手机调为振动、不接听电话甚至是关机，从而拒绝和任何人通话。通过以上几个方式，使他的象征性权力的话语权始终处于一种强势地位。而这种强势的语言统治地位不仅仅是自己处于至高无上的位置，同时也处于一个“敞开式监狱”里，法国著名的人文学家福柯曾在自己的著作中阐释过一种“全景敞式监狱”，它的结构是：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间有一个瞭望塔，环形建筑四周的房间都有一扇窗子对着这个瞭望塔，这样，求实力的每个最反对正面面对着瞭望塔里的监督者，每时每刻，囚犯都处在一种被监视的状态。用这个理论来分析严守一和费墨恰如其分，首先他们同是手机，也就是话语权的拥有者，但同时也是同处于高度的被监视状态中，影片中费墨和严守一的妻子从中国移动打出长长的一张通话记录就能看出这种监视状态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一旦不小心，就能使他们从语言的权威拥有者变成了心智遭受巨创的“失语者”和一败涂地的权力丧失者。当然，这种担心不是我首创的，警告来自于睿智而有忧患意识的布尔迪厄他老人家。
从某种程度上讲，冯小刚的电影更像是把生活中的某一片断放大夸张到银幕上，并且电影中常常体现出冯导的北京痞性。《手机》等一系列冯小刚的电影的最大特色在于它的平民化风格。冯导是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但是在他的作品中他却摒弃了第五代导演中站在哲学的层面俯视生活的惯用手法。而是扎扎实实地站在地上，以普通人的目光平视生活。不玩技巧，不玩风格，生动而亲切。或者说这种源于生活的平淡也是冯小刚的聪明之处，虽然在这个政治气氛稍稍解冻的时代，但还是很少有人去触动政治这条敏感的神经，所以很多人宁愿去拍古装片、喜剧片，而冯导则是这些聪明人中最出色的一个。镜头，源于生活，反映生活。北京人看冯小刚的电影，能够看出老北京那一种胡同特色，这一点就犹如重庆人看《疯狂的石头》，贵州人看《青红》，东北人看赵本山的小品那样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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