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认为“尊王攘夷”乃韩愈古文改革的“中心思想”，是一场振兴儒学的运动，其终极目的是排除佛教、维护儒家君臣父子的伦理纲常。由此，韩愈以儒家向来所坚持的“夷狄”之辨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将“佛”划为“夷狄”而加以猛烈攻击。韩愈倡导“文以载道”，以鼓扬华夏正宗的“道”统思想，而时下流行的骈文，其辞藻的绮丽和艺术层面对仗的严格要求不足以担负起宣传道统的职责。因此，韩愈首先从文章形式的改革人手，要求废除骈文，恢复先秦、两汉之古文。在韩愈的大力倡导实践下，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伴随韩愈的离世，古文运动旋即式微。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有唐一代，韩愈故后，佛教依然畅行不衰，骈文依然风行于世，人们信手拈出的依然是读之琅琅上口、阅之绚烂多姿的骈体文章。韩愈的古文运动，“一时颇有声势，但未能取得代替骈文的优势。整个中晚唐时代，骈文仍占主导地位”，“晚唐五代，骈文仍然盛行，古文不振”。不仅如此，从实际创作情况看，“唐代中后期的文章代表乃是擅长骈文的
白居易、元稹而非韩愈”。清人姜宸英甚至认为，韩愈之后，“其徒从之者亦寡。历五代之乱，几没不传”。韩愈的古文运动经历五代之乱几乎爝火熄灭，骈文依然是“唐代最发达”的文体。
韩愈对古文运动的贡献
有一种说法：认为韩愈历经磨难而九死一生，他在潮州兴学祭鳄，功不在禹下。故今在潮州韩文公祠正厅后壁有
明世宗嘉靖十六(公元1537)年八月由巡按沈伯成(湖南衡州嘉禾进士，曾任礼科右给谏)立的“功不在禹下”碑，碑高二百二十八、宽一百三十九厘米，作行体直书，大字高三十六、宽二十四厘米。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于1965年6月20日在潮州留书有“韩愈为有数之文人，为谏佛骨谪贬潮州，仅居留八月，所存《祭鳄鱼文》向来脍炙人口，尊者称其：功不在禹下……”其实韩愈的丰功伟绩是在于他对古文运动的贡献，古文运动是一场文化革命，它使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传播得到推广和发展，其功绩也象大禹治水一样伟大。
韩愈和柳宗元(公元773至819年，字子厚、山西永济人)、
欧阳修(公元1007至1072年，字永叔，江西吉安人)、苏轼、
王安石(公元1021至1086)年，字介甫，江西临川人)、曾巩(公元1019至1083年，字子固，江西南丰人)、苏洵(公元1009至1066年，字明允，苏轼之父)和苏辙(公元1038至1112年，字子由，苏轼之弟)同称“唐宋八大家”。他们倡导写作古文，改革文风，改变东汉至隋代流行的形式主义写作方法，使文章通俗实用、简明易懂，使文化知识得到推广和普及。古文运动提倡散文，反对骈文，由于这场改革和斗争的参加者很多，又有一致的要求和目标，形成长期和有规模的活动浪潮，经过奋斗不止，终于改革了文风，直到
辛亥革命后才被白话文代替，在中国文坛流行八百年之久。
“骈”是二马并驾之意，在韩愈之前流行的骈文由对称的字句组成，不但要求对仗工整，而且强调音韵必须协调。它本是为方便诵读而形成的格律文体，起源于秦、汉，形成于魏、晋，到南北朝(宋、齐、梁、陈)和隋代大为兴盛，占据文坛的主流和统治地位。本来骈文的兴起对我国文学史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前进，骈文就显现出很大弊病；主要是忽略思想内容，只求堆砌华丽的词语，玩弄典故，造成文风萎缩和形式僵化，变成看不懂和不能应用的繁琐文章，成为文学要适应生产力和社会发展而要求通俗化、大众化的障碍。所以韩愈所领导的古文运动就出现了，他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使这场文化革命取得了初步胜利。
“古文”有两个含义，一是指古代如
《左传》、《国语》、
《战国策》和《史记》等通俗易懂的文章和朴实的文风。另一是指韩愈所倡导的用散文形式反对骈文，解放文笔的通俗文风。骈文和古文可以各举一例来比较和说明：如南朝名作家庚信(字子山，公元513至581年，河南新野人)有《谢腾王赍(赠)马启》：“某启：奉教垂赍乌骝马一匹，柳谷(在甘肃张掖，因裂开的石块上有五匹马图，象征晋代魏兴)未开，翻逢紫燕(
汉文帝刘恒的马名)。陵源(指
陶渊明作品中武陵源)犹远，忽见桃花(和下面的流电、浮云都是汉文帝的马名)。流电争光、浮云连影。张敞(汉朝的京兆尹，为其妻)画眉之暇，直走章台(官员下朝后出宫的路)。王济(晋朝富翁)饮酒之欢，长驱金埒(用金钱圈垒的马厩)，谨启”。全文才五十八个字，便用九个典故，如果不加注释，谁知道在讲什么？就是不想让人看懂!其实无非是一句话：你送给我的马很骏美和善走。真是废话连篇，但庚信居然还被尊为大文学家!
韩愈也收到一匹马，他给唐宪宗写了《谢许受王用(人名)男(儿子)事物状》有“右今日品官唐国珍到臣宅，奉宣进止(指示)：缘臣与王用(大臣)撰写神道碑文，令臣领受(收下王)用男(儿子名)沼所与臣马一匹并鞍衔及白玉腰带一条者。臣才识浅薄，词艺荒芜，所撰碑文不能备尽事迹。圣恩弘奖，特令中使宣谕，并令臣受领人事特等。承命震悚、再欣再跃，无任荣拤之至。谨附状陈谢以闻，谨伏。”全文一百一十三字，没用一个典故，也是一封谢表。他为大臣王用写了一篇神道碑文，王家送了很多东西，他不敢收，李纯派太监给他送到家里。他写出了事由和感激之情，在当时属于容易看懂的文章，朴实自然，易学易写，能为大众接受，就是古文和骈文的不同之处。
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除要求在形式上反对骈文的拘束和限制之外，还要求在思想和内容上反对骈文的空洞无物和浮华不实。古文还有“宣扬道统”即圣贤之道的含义。韩愈在《题欧阳生哀辞(词)后》文中有“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古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理)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本志乎古道者也。”他大声疾呼，鼓吹道统。其女婿李汉在《韩昌黎集序》称赞他有“摧陷廓清之功，比于武事(象战争一样)。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斥，反对)先生益坚”。可知韩愈生前受到的反对和打击不小。但当时支持他文学改革的除了柳宗元之外，还有著名诗人白居易(字乐天，公元772至846年，太原人)、刘禹锡(公元772至842年，字梦得，
彭城人)、元稹(公元779至831年，字微之、韩愈同乡)、李观(公元767至795年，字元宾，陇西人)、欧阳詹(公元798至864年，字行周，泉州晋江人)等著名作家，他们也用通俗易懂的表达风格来支持韩愈的改革文风。
韩愈在《答李秀才书》中有“愈之所志于古(字元宾文)者，不唯其辞之好，(爱)好其道焉!”这个“道”见他在
《原道》中所称“吾所谓道也，非向谓老(子，指道教)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王)武(王)周公。文、武、周公传之
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子)，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苟(子)与扬(雄)也择(继承)焉而不精，语(论说)而不详。”可知他宣扬的道是儒家正统的伦理道德。这种仁义礼教对当时长期处于战乱的社会有安定和进步的意义。他在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还提出“文者以明道”指正作文章要讲明伦理道德，宣扬仁义礼教。从文艺理论的角度来看，韩愈所提倡的“道”其内容是注重思想性，因为形式(艺术性)是手段，文章的作用在于“装载”道理而使其流行。所以，文而无道，就失去目的。道是主体、是灵魂，文是手段，是身体，而灵魂离开身体是不能存在的。他强调文学作品必须有思想性和战斗性，这也可以说是韩愈的哲学思想。酷爱古文，写文章也讲究通俗的
毛泽东也有名言：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有的人认为：作为有名的卫道者,韩愈反对佛教是很出名的,他提倡的“道”中有排除一切异端思想的主张。因此,古文运动也是捍卫孔孟之道为目的。其实并非全是：韩愈虽不顾个人安危，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谏迎佛骨，险被赐死。但他反对的是铺张浪费和官僚贪污，不想反对民众想做的事。他出身平民阶层，知道老百姓的精神寄托。可能他在路上经过七十多天的思考，认识到迎佛骨活动也有发展经济、安定社会、满足人们信仰表达的积极意义(所以能保存至今)。因此他到潮州后便写谢表认错，又和大颠交往以表示友好。可见韩愈不排除异端而是普及文化，因为文化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文明的标志，改变文风的社会影响是巨大的。如
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博爱”和“天下为公”也是来自韩愈的《原道》，可见其哲学思想影响的深远。“新文化运动”主张文章应该让人们看得懂，能够学。也应该归功于韩愈的启发、倡导和实行。
韩愈还提出：作家的品德是文章的根本，文如其人。文章是作家品德的反映，品德的高低好坏决定所写文章的成败和影响。所以李逢吉和皇甫镈之流是写不出好文章来!南宋的秦桧虽是状元，名声那样坏，谁去看他的文章？只知他的“莫须有”三个字，没有一个地方承认他是乡亲!韩愈在
《答李翊书》中也提出：作家对于创作，应当“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基础)而候其实，加其膏(知识)而希(望)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丰硕)，膏之沃者光晔(芒)。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在《答尉迟生书》中还提出“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内容)其中。是故君子慎(重视)其实(本质)；实之恶美，其发(表现)也不(能)掩(盖)。本深而末(叶)茂，形大而声宏。行(为)峻而言厉(有威信)，心醇(有修养)而气和。昭晰者(明白人)无疑，优游者有余”。所以说“文如其人”，人们也是从文章了解韩愈，了解他提倡的古文运动和哲学思想。
作为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韩愈还提出“气”和“神志”，它们既是作家的精神状态，也是做人的准则。他在《答李翊书》中阐述了散文创作中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他提出了“气盛言宜”的文气说，强调了文章的形式取决于内容，而内容又取决于作家的思想修养；第二，他提出了“惟陈言之务去”的主张，在语言运用上力求独创、新颖，前者是韩愈的文学创作观，后者是韩愈的文体改革论。如文中提出“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一齐)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精神饱满)则言(作品)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不但指古文的创作要以气势为先，文体的长短详略也不受束缚拘禁。而且做人也要有“正气”和“浩然正气”。这种正气是孟子提出来的，故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称其“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正气指高尚情操和理想，在封建社会成为知识分子的行为准则和规范。韩愈提倡的正气丰富了人们的情操和精神生活至今，其积极作用和哲学思想一直受到社会的肯定。
韩愈还提出“不平则鸣”，认为文章应该为社会服务，为政治服务，毛泽东把这种哲学思想发展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有“大凡物不得其平(衡、定然)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吹动)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呜。人之于言亦然；有不得已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原因)，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不平者乎!”他把此前的著名思想家和文学家都称作“善鸣者”，因“不得其平”而鸣!而作家(包括韩愈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感受越强烈，郁积越深，其鸣声就越高，越畅越勇而且垂名后世。反而如果缺乏思想性和政治性，不“善鸣”而没有感受，没有正义感，其文就会“杂乱而无章”，更不会流传永远。而明代古文学者提出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也是韩愈这种哲学思想的继承。
《古文观止》中有韩愈的《讳辩》，揭穿那些“不务行曾参、周公、孔子之行，而讳亲之名则务胜于曾参、周公、孔子”的伪君子们可笑之面目。在《争臣论》中抨击了“恂恂（老实）如如”，貌似诚实但内心麻木不仁，做人没有热情，忘记有人民寄予重大期望的政治庸人。在《原毁》中尖锐地指责当时上层社会普遍存在的怠惰和嫉忌的恶劣风气……。这些文章都是他提出“不平则鸣”理论的实践，从中国文学史上来看，这个理论提高了汉代司马迁仅从个人不幸遭遇引发的“发愤著书”说，把创作的动机提高到关心政治、关心社会而且充满正气的境界，对后代的创作实践产生巨大影响。因为既能抒发个人的不满和失意，还指导作家去批判和揭露不合理的社会形象。此后，这种创作热情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和社会中坚，是进步和伟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