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汉字研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许多专家学者摆脱了汉字落后论的束缚，从文字学、心理学、教育学、文化学、信息论等角度，对汉字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了汉字在记录汉语、交流思想、传播文化方面具有跨越方言、贯通古今、区别同音词、适宜快速阅读、适宜快速录入等独特功能，是拼音文字不能比拟的。这些发现一经公布，立刻受到社会的重视，被广大人民所认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制订奠定了理论基础。人们也许会问，汉字为什么会有上述五种独特功能呢？汉字的奥秘在哪里呢？作者认为，汉字的奥秘恰恰就在于它的意音体制和方块形体。这两点是过去人们指责最多的地方，现在看起来却是汉字的优点所在。
意音化道路使汉字具有了旺盛的生命力
众所周知，在世界五大古文字中，埃及的圣书文字、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古印度文字、南美洲的玛雅文字，先后都已消亡；只有汉字长盛不衰，至今仍葆有强大的生命力。现今世界上被广泛使用的文字，都是表音文字（音素文字、音节文字），唯独汉字是意音文字。这就是说，世界上五大古文字中，其他四种已先后泯灭，只有汉字一直沿用至今，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这是为什么呢？
文字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上所有的古文字都是由图画演变出来的，象形字就是最早的文字。但是，象形字只能表现有形可像的物体（严格讲，应该说象形字只能记录表现有形可像的物体的词），对那些抽象事物和比较复杂的事物，就无法用象形的办法加以表现了。怎么办呢？最初，人们就利用一些简单的记号来表现抽象的事物，利用已有的象形字稍加改造的方法来表现比较复杂的事物，或组合几个象形字表现更加复杂的事物。用这些办法造出的字，都是表意字，即用字形表现词的意义。用这样的方法虽然可以造很多字，但毕竟有限，远远不能满足记录语言的需要。当社会发展到必须记录整句整句的语言时，他们只能用同音（或近音）替代的办法，即用一个与要写的词声音相同的字去临时替代。这个被借的字虽然在意义上与要写的词并无关系，但由于两者声音相同（或相近），当人们日后再看到这句话时，由于有上下文的作用，它仍能提醒人们它所记录的是哪个词。在古汉语里，这个方法叫做假借。假借的方法使用多了，人们自然会发现：造字不仅可以从词义上着眼，即用字形表现词的意义；还可以从词的声音着眼，即用字形表示词的声音。当人们自觉运用这个方法时，就是在造表音字。用一个现成的字（或对它略加改造）去代表某一个语音，是一个很自然很容易的方法，很多民族都可以使用。不过，不同民族会有不同的感受：使用单音节词为主的语言之民族，会觉得很方便；使用多音节词为主的语言之民族，有时会觉得不太方便，因为一个词需要用多个字去记录。不过，这只是开始阶段的感受；这一阶段过后，人们会发现更深层次的问题：以单音节词为主的语言，由于词义引申和假借的结果，同音词必然多，而表音文字不能在字形上区别同音词。为了防止误解，他们可以把原有的单音词作为词干，用加不同前缀或后缀的办法区别同音词。加的语素不多，问题解决得很好。这个办法于是就广泛运用起来，结果是单音节词为主的语言变成了多音节词为主的语言。多音节词为主的语言，每个词要用多个符号去记录，开始会觉得不方便，于是就把符号加以简化，用的时间长了，会觉得这个问题不大。经过无数次的实践摸索，表音文字经过反复的改进，有的保持了音节文字，有的则发展为音素文字。由于任何词语都有音，用表音方法可以为所有词语造字，原有的表意字可以被取代，表音文字最后形成了成熟的文字体系。这就是表音文字发展的道路，被概括为“表形——表意——表音”的三阶段。
汉字与表音文字有所不同。在广泛使用假借之后，汉字没有沿着表音的道路继续发展，而是向着意音化的道路向前发展。因为我们的祖先发现，假借字使用太多，会造成表意不明确的情况，引起歧义。而根据词义在假借字上加表意偏旁，造一个新字，让它承担假借字的一两个义项，问题就解决了。这就是传统六书理论中所说的“建类一首，同意相受”的转注。在熟练掌握转注造字法以后，古人又会发现，原有的象形字有的容易和别的字相混，何不给它们加个表音的偏旁以示区别？例如甲骨文的“鸡”和“凤”，容易和“鸟”混，古人就给它们分别加了“奚”“凡”，造出了“鶏”“凤”两字。这就是传统六书理论中所说的“以事为名，取譬相成”的形声。“转注”和“形声”在六书理论中虽然是不同的两书，一个是在假借字上加表意偏旁，一个是在本字上加表音偏旁，但造出的字却都是一形一声的形声字。由于造象形字本来就比较麻烦，加上有很多同类事物在外形上不易区别，所以在熟练掌握了形声造字法以后，人们在为某个词造字时，就不必先造象形字再加表意偏旁，而直接选用一个形旁加一个声旁的办法造字。例如人们要造一个“柏”字，就不必先画一个柏树，再加一个“白”声，而可以用“木”加“白”直接造出“柏”字，其中“木”表示“柏”是一种树，“白”表示这个字音“白”。因为凡词都有意有音，所以用形声的办法可以给所有的词造字，而且并不困难。这样汉字的数量就迅速增加，能成功记录汉语的汉字体系就终于形成了。这就是说，汉字产生发展的道路是“象形——表意（表音）——意音”，形声字在汉字中占绝大部分的事实，证明形声是汉字形成严密文字体系的重要因素。这个体系不仅能成功记录古代汉语，而且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创造新字，成功记录现代汉语，使汉字避免了灭顶之灾，成了长盛不衰的不老松。
声旁直音使汉字具有了多方言多语言的适用性
汉语自古就是多方言的语言，各方言之间的差别首先表现在语音上。如不了解对方的方言，不同方言区的人们很难用口语交流。1982年，我带日本留学生到上海一家公园参观，买票时售票员问我：“几个宁？几个宁？”我不解其意，心想：“我要买票，不要宁。”见我没有回答，旁边一人对我说：“她问你几个人？”我才恍然大悟，赶紧作了回答。这只是一个由于单音词不懂造成的交流障碍，如果是多个复音词不懂，造成的误解一定更严重。2001年9月19日《北京青年报》在“幽默地带”栏登出了如下一条看来不是笑话的笑话：“去年和一个朋友一起到江西办事，恰逢乡里开大会，我们在那里边等人边听会。只听一乡长发言：‘兔子焖猪尾巴，不要酱瓜，我捡个狗屎给你们舔舔。’我们都感到奇怪，这是什么关系呀？后来琢磨过味来，才知他说的是：‘同志们注意了，不要讲话，我讲个故事给你们听听。’”很显然，在这种条件下硬要实行拼音文字，必然要造成严重的混乱。文字既要有表音的功能，又不能走拼音化道路，怎么办呢？我们的祖先想出了好办法：形声字的声旁采取直音法，而不采取拼音法。这就是说，声旁只表示形声字的读音与该声旁的读音相同（或相近），而不表示该形声字的音位与音值。表面看起来，这种表音很粗疏、很原始，表音不明确，不如拼音好；但实际上它有很大的优点，声旁既有表音的功能，又避免了方言分歧容易带来的严重混乱，使汉字有一种包容各种方言的功能，即有一种多方言适用性。例如份、粉、芬、汾、酚、棼、酚、纷、氛等字，北京人、山西人、上海人、福建人、广东人读音各不相同，但又都与它们的声旁“分”读音相同或相近。这样一来，汉字就获得了一种超越方言的奇特功能，汉字在各方言区都可以流传而不引起误解，不同方言区的人们都觉得汉字在记录自己的语言，而各方言区所用的汉字却又是统一的。不能用口语交流的人们，可以用汉字在书面上交流。汉字成了中国人世世代代交流思想的最方便最有效的工具，在社会生活、文化教育中起了难于估量的巨大作用。
亚洲的历史还告诉我们，汉字曾被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借去记录他们的语言。虽然这些国家的语言与汉语差别很大，大到不是同一个语系，但借用汉字记录他们的语言竟然都取得了成功。为什么？因为汉字是意音文字，有很强的表意功能，他们尽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去读汉字而不影响对字义的理解。如果形声字的声旁采取了拼音法，将给他们造成难于克服的困难。他们借用的也许就不是几千个汉字，而只是汉字的若干偏旁（主要是形声字的形旁）。这就是说，形声的声旁直音使汉字具有了多语言适用性。
复杂结构使汉字在字形上能区别同音词和同音语素
结构复杂曾被认为是汉字必亡的主要症结，殊不知这恰恰是汉字的主要优点之一。
古汉语是单音词为主的语言，同音词的数量就比较大。早期的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都可以在字形上区别同音词。假借字则不同，一个字形可以记录多个音同义不同的词，完全失掉了在字形上区别同音词的功能。假借字使用太多，必然引成歧解，不利交际。形声字是为了弥补假借字的这个缺点而产生的。给同一个假借字加上不同的形旁，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例如“辟”的本义是法，引申义有国君、治理、征召、罪行等，假借义有躲开、腿瘸、偏远、捶胸、胳膊、叠衣、比况等，古人为了区别这些假借义，分别造出了避、僻、擗、臂、襞、譬等字，后来人们又有根据需要，造出了壁、璧、薜、劈、噼、癖、霹、澼、甓等字。很显然，这些形声字的形旁可以把它们的意义差别突出地表现出来，比只用一个“辟”字明确得多。
不仅形声的形旁有表义的作用，很多声旁也有表义作用。例如“驾”的声旁“加”，既表示“驾”的读音是“加”，又表示“驾”的意思是把车“加”在马的身上；论、轮、伦、抡、沦等字，不仅它们的形旁告诉我们它们分别与话、车、人、手、水有关，而且它们的声旁“仑（仑）”还告诉我们它们都有条理的意思。文字学里讲的声旁表义，指的就是这个现象。
现代汉语虽然复音词占多数，但复音词绝大多数是复合词，复音词是由单音词发展而来的，多数复音词的音节有义，因此，现代汉语中同音语素数量是很大的。阅读用汉字写成的文章，比阅读用汉语拼音写成的文章，不但速度快，而且很少误解，主要原因就是汉字有在字形上区别同音词（同音语素）的功能，便于人们理解。例如“黄曲霉素能zhi癌”中的“zhi”，是“治”还是“致”，意思就大相径庭：如果“黄曲霉素能治癌”，当然就可以适当食用，甚至可以当药食用；如果“黄曲霉素能致癌”，当然就必须严格禁食。“这位是qian校长”中的“qian”,是“钱”还是“前”，意思也不一样：“钱校长”是说校长姓“钱”，“前校长”是说这是从前的校长。周恩来总理的诗《大江歌罢掉头东》，曾有人误认为是《大江歌罢槕头东》，就是因为有人把“扌”旁误认作“木”旁。《北京青年报》2001年9月19日刊登了一则看来不是笑话的笑话：“大学室友是一位从农村来的男生，刚入学的那天晚上，我们在宿舍里听广播。收音机里传来节目主持人的声音：‘热心听众有幸获得本栏目派送的吉百利巧克力。’过一会儿，这位男生着急地嘟囔道：‘也不说清楚了，到底几百粒呀？’”
由于汉语的同音词多、同音语素多，汉字的这一功能就显得十分重要，甚至可以说，是记录汉语所必需的。汉语拼音没有这个功能，所以它就只能给汉字注音，不可能取代汉字。
方块形体使汉字具有了信息密度大的优点
众所周知，汉字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象形字是用字形摹画物体的外形，而物体是千差万别的，所以象形字最初也是大大小小，各不相同的。稍后出现的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也都大小不同。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金文，无不如此。但到了战国时期，字形大小趋于一致，横成列，竖成行。特别是到了秦代的篆文（即世称小篆），经过系统的整理，结构更加合理，字形更加规范，形成了严格的方块体制。后世的隶书、楷书、行书，都严格保持了这个体制，只有草书中的今草、狂草，完全打乱了这个体制，结果始终不能成为通用字体。为了保持汉字的方块体制，古人是动了很多脑筋的，主要表现在会意字、形声字的结构方式上。由于这些都是合体字，每个字都有两个或多个偏旁组成。怎样安排这些字的多个偏旁？如果一律采取左右结构，则势必会打破方块体制，如“国”字就必须改写成“囗戈口一”。幸亏我们的祖先采取了因字制宜的办法，适宜左右排列的（如任、和等）就左右排列，适宜上下排列的（如花、室等）就上下排列，适宜内外排列的（如国、阔等）就内外排列，适宜边角排列的（如腾、颍等）就边角排列。不管笔画多少，一律安排在一个等长等宽的方块内。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许多偏旁在形体上有所调整，如楷书“刀”在作右旁时改作“刂”等。
汉字的方块形体，初学者难于掌握，因而曾被人嘲讽。但是，正是方块形体，使汉字的信息密度大、字形短、适于快速阅读。生理学家早就指出，人眼的视网膜有一个小凹，医学上叫做黄斑区，神经最多，反应最灵敏。物像落在上面，看得最清楚。汉字字形短，物像正好落在小凹上，所以能够快速阅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曾性初及其研究生，曾做过试验，让小学一年级的学生读用汉字和汉语拼音写的同一内容的文章，分别记录所需时间。结果汉字写的文章比拼音写的文章都要短，无一例外。汉字的信息密度大、字形短，使书写印刷同一内容的文章，汉字比拼音文字占的篇幅短。袁晓园曾不止一次讲过，她在联合国工作期间，发现任何文件都以中文本篇幅最短，人们可以单凭厚薄来确定哪一个是中文本。其实袁晓园的这个发现，人们在日常工作学习中，都可以观察到。同一商标用汉字和汉语拼书写，汉字占的篇幅短，汉语拼音占的篇幅长。原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的拼音读物，在字号大小相同的情况下，汉字与汉语拼音所占的篇幅比为2：3。这就是说，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本书用汉字印刷如果是1000页，用汉语拼音印将是1500页。安子介在《劈文切字集》中曾经指出：“在印刷上，就五十岁以上的人的视力而言，一般可读懂汉字的字体所用的篇幅，大约只要英文的二分之一，日文的三分之二。使用汉字省纸，有经济理由。”
汉字的方块体制有利也有弊。利主要表现在信息密度大，节约纸张（或空间）；适宜快速阅读。弊主要表现在信息处理难。由于信息密度大可以使印刷品节约纸张，使计算机节省空间；适宜快速阅读可以使人节约时间；而信息处理难的问题可以由少数人去解决；所以利远远大于弊。
汉字的结构复杂，有难学难写的一面，却也有羡余率高的一面。羡余率高，使汉字编码有可能非全息输入，大大提高了录入速度。
另外，脑科学研究已经发现，人脑中的语言中枢在大脑的左半球，如果左半球受损，就可能发生失读症。使用拼音文字的人记认字音和字义，仅仅使用左半球；而使用汉字的人，左右脑都使用：用左半球记认字音和字义，用右半球记认字形（连同字义）。这就是说，使用汉字的人，比使用拼音文字的人，患失读症的可能性要少。不仅如此，使用拼音文字的人，如果因左脑损伤而患了失读症，也有可能通过学习汉字而恢复他的阅读能力。据2004年12月5日《羊城晚报》报道：美国费城一名叫米尼的少年，因脑外伤不幸患上了失读症，费城的心理学家们通过教他汉字汉语，最终让他恢复了英语的阅读能力。汉字的这一特点，也是由它的一音体制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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