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基本的关系之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对自然的不断改造和对自然界的变化不断适应的过程。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至少是地球表层的生态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原生的自然环境了，而是愈来愈深刻地融人了人类活动的意蕴。同样，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无论遥远的过去抑或现在，这种影响往往都是以形形色色的灾害这一极端形式呈现于人类面前的——也不仅仅是人们通常看起来的那种短暂的、偶然的、局部的或外在的干扰，是可以采取类似外科手术刀一样的技术手段就可以消除的，或者如同浪花般地随着时间的流逝化解于无形，而是潜移默化到人类社会的深处，弥散于诸如技术体系、经济结构、政治制度、文化意识、宗教信仰以及风俗习惯等各种人类事象之中，成为社会分化和文明演进不容忽视的动力之源。生态环境的种种看似不规则的扰动在时间之剑中变成过去，却又借助于其所造成的自然资源的空间变动过程和人类文化的信息传递之流而扩散开来，延续下去，并使人类的生命之河愈加汹涌澎湃。在当今世界，环境问题之所以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人类的观念意识乃至人类社会本身之所以在全球范围内都面临着生态转向的大势，不也正是过去的，乃至远古以来愈演愈烈的这种自然与人交互作用的结果吗?
事实上，近二百多年来于西欧发端进而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张的现代化进程，同样是人类社会对生态系统变迁的一种动态响应过程。根据当代新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史研究的最新成果，现代化进程之所以在西欧首先启动，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中世纪农业社会中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所形成的周期性爆发的重大灾害事件，通过劳动力和资源之间相对价格的不断变动，客观上对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不断进行调整，最终形成有利于生产效率提高和技术发展的经济制度和国家政权形式。而随后的现代化的传播和扩展，无论是给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社会层面，还是给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都带来了迄今为止最剧烈、最深远的变化。而且由于这种变化使得人与自然之间原有的经过长期演化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在极短的时期内发生了巨大的扰动和破坏，代之而起的便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愈来愈严重的失调和愈来愈尖锐的矛盾，并对人类社会本身产生了巨大的反作用，其突出表现就是越来越频繁的自然灾害和环境危机。如果说以欧美为主体的现代社会，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已经冲破了赤贫和饥饿困扰的社会束缚”，易言之，即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从而“实现了只有相对丰裕才可能达到的生活质量”，那么，这样一种“相对丰裕”所赖以实现的技术进步以及由此导致的史无前例的人口爆炸，又使得人类不得不去面对后果可能更为严重的新“马尔萨斯危机”。
毫无疑问，从人口、资源、环境与灾害等生态系统的角度对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对现代化的起源问题进行探讨，不仅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现代化进程的动力、性质、规律和发展趋势，也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现代化过程中以自然灾害和环境危机为主要标志的人类生态系统变迁的原因、过程和规律，从而为最终寻求人与自然之间协调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提供历史的借鉴。
在这样一种扩及全球的现代化进程中，东、西方之间特别是中西之间发展道路的巨大差异无疑是其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寻求中西历史变迁过程的异同点，探析其之所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在国内外现代化比较研究领域也一直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取得的成果亦极其丰硕。如果将这种比较研究置于上述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背景之下，并放在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之中进行，则不但会有力地推动现代化比较研究的发展，在理论上亦将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国情和现代化道路的认识，进而有助于更加深入地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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