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老子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认为任何事物都有矛盾对立的两方面,矛盾双方可以互相转化。庄子则主张无为而治。
2.孔子则主张“克己复礼”,孟子认为民为贵,君为轻。道了宋明时期,儒家学者则提出适应君主专制制度发展的主张,提高儒学的地位。
3.墨子主张的是“兼爱”,即能够毫无区别地爱一切人,这是墨子社会政治思想的总原则;“非攻”,即反对攻伐 ,是墨子为解决当时各国间极为突出的兼并问题而发表的主张。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1、重人生。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常常从生活实践出发,研究各种哲学问题,因此特别注重人生的研究。儒家哲学中所讲的心、性、情、气、意、良知等都表示对人生、人性以及人的生命的一种认识;道家从另外一个角度给予人生以极大的关注,理想的人生境界--精神的逍遥与解脱,是道家矢志不渝的追求。那飘逸洒脱、高洁绝尘的风骨神韵,历来是道家所向往人生境界;佛教则把追求净化超升,从而达到“涅 ”境界,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把儒家的真性、道家的飘逸、佛教的超脱融合起来,就可以体会出中国古代人生哲学的境界。
2、重践履。知行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特别关注的问题之一,它所涵盖的是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统一,中国古代哲学家偏重于践行尽性,履行实践。孔子讲,“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所谓“乐之”,就是依其所知以实践,而获得一种乐趣。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兴趣不在于建构理论体系,不只是把思想与观念表达出来就达到目的,而在于言行一致、知行统一。自己所讲的与自家身心的修炼必相符合。当然这里的践履并非人类的生产实践,而是偏重于个人的修德重行。由此,便引出第三点。
3、重道德。中国古代哲学从本质上讲可以说是一种道德哲学。无论是儒家的三纲领(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道家的修道积德,无不以道德实践为第一要义。通过道德实践,可以提高人的道德修养,从而达到社会整体关系的良性互动--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敬妇从、兄友弟恭、朋友有信。这种重视道德践履的传统,是中国哲学中知识论不发达的原因,也是中国古代宗教不发达的原因。
4、重和谐。重和谐是中国古代哲学一贯传统。《易传》讲“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所谓“太和”,就是至高无上的和谐,最好的和谐状态,而张载提出:“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氤氲相荡胜负屈伸之始”,即太和便是道,是最高的理想追求,即最佳的整体和谐状态。但这种和谐是包含着浮沉、升降、动静等矛盾和差别的和谐,因此这种和谐是整体和动态的和谐,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和谐。与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一致,中国传统哲学也十分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孟子的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强调的就是要以和谐为最高原则来处理包括君臣、父子、夫妇,乃至国家和民族的关系,从而达到“人和”的境界。儒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要实现“和”的理想,最根本的途径是“持中”,并通过对持中原则的体认和践履,去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天道之间的和谐与平衡,这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因此中庸之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精神之一。
5、重直觉。中国古代哲学不重视形式上的精密论证,也没有形式上的条理系统。而只注重生活的实证,或主体的直觉体验,体验久久,有所感悟,以前的种种疑惑豁然开朗,日常的经验得到贯通,这样也就有所得,所得所悟的记录就是现在还可以看到的哲学著作。由于是所得所悟的记录,因此中国哲学著作就少有西方哲学著作那样的严密论证和逻辑结构,而多是一些文章断片。这些哲学思想是哲学家们所得所悟的思维以及直觉体验的结晶,无论是影响深远“天人合一”、“道”,还是孟子所讲的尽心、知性、知天,养“浩然之气”,庄子讲“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魏晋玄学家讲“言不尽意”,“得意忘象”,都是一种并不能由语言概念来确指、来表现,而只能靠主体依其价值取向在经验范围内体悟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