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叙事性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线索的设计至关重要。一条明确的、活跃的线索就像一根坚韧的丝线，可以将整个作品中的人物、情节、时间、地点等要素像串珠子那样串联起来。那么电影《活着》和小说《活着》叙事线索的设计有什么不同？
一，《活着》小说叙事线索的设计
在《活着》的小说中，余华选择了“死亡”这一元素进行八次重复叙述，以“死”写“活”，以此来突出“活着”的艰难。同时，余华又设计了“医院”和“眼泪”两个具体意象来展现一次又一次的死亡。然而，八次死亡放在影视作品中无疑会使叙事节奏变得拖沓，且无论是“眼泪”还是“医院”在视听语言中重复展现都会显得过于冗杂，扰乱观众对于更有价值部分的记忆和反馈。所以，这就需要改编者重新选择更便于情感宣泄的可视化意象来再现余华的精巧构思。
二，《活着》电影叙事线索的设计
在电影中，张艺谋选择了皮影戏这一传统民间艺术作为影片的暗线。这一改动增加了影片的可看性和娱乐性，最重要的是观众可以根据皮影戏这一线索自行把影片分成几大段落，使叙事更为明确。举例来说，皮影戏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主人公福贵还是个纨绔子弟，只是把唱皮影戏当作玩票儿；皮影戏第二次出现时，已经变成了福贵的谋生工具。之后，皮影戏陪伴他走过了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大跃进”，终于在“文革”时被毁于一旦。“文革”摧毁了皮影戏，也摧毁了福贵这一代人赖以生存的精神食粮。然而在影片最后，小鸡雏又被放进了皮影箱，象征着下一代人的希望。
三，《活着》电视剧叙事线索的设计
电视剧《福贵》将故事背景设定在安徽，也加入了安徽地方戏曲花鼓戏作为叙事线索。电视剧里将故事的开端提前，用五集的容量讲述了福贵和妻子家珍的恋爱故事，花鼓戏就成了两人之间传情达意的桥梁。在影片结尾，家珍也在福贵演唱的花鼓戏声中安然离世。不同年代背景下，花鼓戏的唱法或许不同，但是热闹的花鼓戏一直都是剧中人物情感的传承和延续。同时，花鼓戏的加入也丰富了凤霞这一人物形象，在原著中，没有过多描述凤霞的个人生活或者个人追求，更多的是把凤霞作为牺牲品一样来塑造。而电视剧则通过花鼓戏让哑女凤霞的悲喜得以宣泄，为凤霞找到了另一种充满了力量的“语言”——虽口不能言，但情不可减，体现了创作者深切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