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评价：
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诚、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新文化的方向。
第二大段主要说，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新的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在两条战线上与敌人作战，一个是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一个是粉碎敌人的文化“围剿”。在这两条战线上，中国共产党人都取得了胜利。接下来就说到鲁迅了：
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么？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从以上概述与引文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仍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下的。鲁迅的业绩，是贡献给这支文化生力军、文化新军的。他是这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无论是作为伟大的文学家，还是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都是就鲁迅在这支文化新军中的贡献而言的。说他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说他是中国这支文化新军进行文化革命的主将。如果说第一大段中毛的话还不太明确的话，第二大段中毛泽东的话就很明确了，正是在反对敌人的文化“围剿”中，鲁迅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这是就中国革命历史而言的。
就鲁迅的年龄而言，不管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还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主要说的是鲁迅的晚年，也就是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这不到十年的时间。这一点，和毛泽东在《鲁迅论》中的说法是吻合的。
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毛泽东是清楚的。他是一个亲历者，也可说是一个参与者，办过刊物，写过文章。他是北大教授杨昌济的女婿。一九二○年前后，他在北京住过一段时间，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过职员。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是怎样发起的，当年的风云人物是哪些，他全都是知道的。他给胡适写过信，还去胡适家里拜访过。一九三六年同斯诺谈话时，说他“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鲁迅在当年是个什么地位，有多大的影响，他有基本判断，不会说出格的话。他对于鲁迅的评价，不管多高，总是紧紧地把握在文化新军、文化革命这个范围内，总是确定在鲁迅的晚年那些年。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同时领导着武装革命和文化革命这两个方面的革命，确定鲁迅为文化革命的主将，是有战略意义的。
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够高了，但这只是个人的看法，事实上，在毛泽东作出这样的评价之前，中共中央就以文件的形式，对鲁迅作出很高的评价。这就是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去世之后，中共中央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名义，发表的《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
这三个文件，对鲁迅的评价，一点都不比毛泽东的评价低，从某种程度上说，还要更高。于此也就可以看出，鲁迅在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地位，和鲁迅对中国文化革命的贡献。这三份文件，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刚到陕北不久，在极端困难的境况下，以电报的形式发出的。直到国共合作后，才在延安的《解放》半月刊上登载，时间已是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了。
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
噩耗传来，中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界的权威、文坛上最伟大的巨星鲁迅先生陨落于上海。当此德、日等法西斯蒂张牙舞爪，挑拨世界大战，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鲁迅先生的死，使我们中华民族失掉了一个最前进最无畏的战士，使我们中华民族遭受到了最巨大的不可补救的损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苏维埃中央政府对于鲁迅先生的死，表示最深沉痛切的哀悼！
鲁迅先生一生的光荣战斗事业，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他的笔是对于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法西斯蒂，以及一切无耻之徒的大炮和照妖镜，他没有一个时候不和被压迫的大众站在一起，与那些敌人作战。他的犀利的笔尖，完美的人格，正直的言论，战斗的精神，使那些害虫毒物无处躲避。他不但鼓励着大众的勇气，向着敌人冲锋，并且他的伟大，使他的死敌也不能不佩服他、尊敬他、惧怕他。中华民族的死敌，曾用屠杀、监禁、禁止发表鲁迅的一切文字、禁止出版和贩卖鲁迅一切著作来威吓他，但鲁迅先生没有屈服；民族的死敌想用“赤化”、“受苏联津贴”等捏造的罪状来诬陷他，但一切诬陷都归于失败；民族的死敌，特别是托洛斯基派，想用甜言蜜语来离间他离开大众的救亡阵线，但是鲁迅先生给了他以迎头痛击。鲁迅先生在无论如何艰苦的环境中，永远与人民大众一起与人民的敌人作战，他永远站在前进的一边，永远站在革命的一边。他唤起了无数的人们走上了革命的大道，他扶助着青年们使他们成为像他一样的革命战士，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
其他人的评价：
不论当代人对鲁迅作了多么高的评价，未来的历史家对鲁迅的评
价将比今人高得多。
何以故？是时空的距离使鲁迅的形象在后人的眼里显得比近在眼
前或相距不远的当代人更为高大么？诚然，时间和空间愈贴近伟人的
人，是习焉不察地觉不出对象的巨大分量来的。此所以周海婴会嘟哝
着“这种爸爸，什么爸爸！”这绝不仅由于童稚的天真无知，直到近
来，我读周海婴回忆和论述他爸爸的文字，仍然看得出对他伟大的父
亲没有作当量的定位。这很难怪，他和伟人太贴近，太腻昵了。当隔
海遥望的日本作家左藤青夫尊鲁迅为“东洋第一大师”时，鲁迅近处
的似乎是得风气之先的文人却贬斥鲁迅为“没落”、“朦胧与无知”，
不值一文。以上的例证是空间差距所导致的辨认上的分歧，远的正确，
近的迷误。不过，那些曾经讥薄鲁迅“朦胧与无知”的人，几年之后
又对鲁迅表示尊崇了，这似乎也体现了苦恼的时间差距。
但我所断定的未来的历史家将比当代人更高地评价鲁迅的理由不
在此。我所持的理由有二，分述如下：
其一，历时愈久，对鲁迅生前死后加之于他的污泥浊水，明枪暗
箭，不怀好意的抬举，有心的中伤和无意的曲解都将愈益黯淡失色。
人们所看到的将只是经过澄清了的历史长河的运行以及巨人在历史中
的伟岸风姿，他如何和历史气息相通，扮演着引涛疏流的光辉角色。
后代人不再有恩恩怨怨、爱爱仇仇，不会为各种因公的和因私的功利
之念所蔽。更重要的是，与鲁迅并世或相后先的伟人或准伟人，在时
过境迁之后也已形态毕露，他们给历史投下了什么，是非功过如何，
也得以和鲁迅作客观的比较了。那时的人不再有忌讳或顾虑，是什么
还他以什么，诚所谓上帝的归上帝，撒旦的归撒旦。比较之余，鲁迅
的形象当然出类拔萃地高大，不像今日之还有七嘴八舌了。
其二，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归根究底是由于其能创造文化的文明。
一切震慑人群的事功都只是暂时的，战争杀伐，王朝兴废，乃至制度
更迭，受惠或受害只限于一时，数十年或数百年，只是无限时序中的
一瞬，而文化和文明的伟大创造则是历久不衰乃至是永恒的。谁记得
神圣罗马皇帝？但人们永远讴歌但丁的《神曲》；谁记得詹姆斯一世
或伊利莎白女王？但莎士比亚却永远是英国人的骄傲；谁记得魏玛大
公和维也纳神圣同盟的各国帝王们？但歌德却光辉奕世。一些英雄攫
取了权力，主宰了世界，即使他们干的尽是好事，蒙益的也只是同代
人或延泽若干年，何况这类角色的负作用往往甚于其所产生的正面功
勋；有些所谓业迹还都是同伙人或党羽以及盲从者们鼓吹出来的虚美
之辞，还须经过后世的考验。惟有文化和文明的创造者，即罗曼·罗
兰所说的“以心而伟大的英雄”才是推进文明延泽永世的。尤其因为，
那些以事功享名的人物不是一个人的能耐，都必须众人的参与，而且
他们在建成事功后必十百倍地取得报偿；只有“以心而伟大的英雄”
才是独立的创造，他们只有奉献，没有夺取，终生如鲁迅所说的吃草
挤奶。因此，历时越久，未来的人更能认知其伟大。
因此，历史终将证明，鲁迅即使不是中国历史中的第一伟大，也
必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第一伟人。郁达夫在鲁迅死后曾说，一个不
知道尊崇伟大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这是鲁迅同代人的卓越识见和深
长叹憾。郁达夫是看到了鲁迅生前所受的攻击、污蔑和中伤的；而且
也看到他死后所得的评价，哪怕是肯定的评价也未能惬心贵当，故而
发出了如此的感慨。他不及看到鲁迅死后半个多世纪围绕着鲁迅的一
切，而且这一切还将继续下去，直到围绕着鲁迅而生发的一切公私恩
怨为历史所刷淡。到那时，对伟人的一切咒骂、中伤、曲解纷纷剥落，
成了伟人巨像下的尘埃，甚至累积成小丘，倒反而会化为这座像的自
然景观中的一点点缀，即使只能供游人践踏，总还不失是历史的沉渣。
但对和鲁迅尚贴近或时距不远的当代人，那些曲解和污蔑鲁迅的
材料却是很现实的教材，从这里可以看出伟人是怎么战斗过来的，他
又怎么正是在战斗中，靠这些未来的尘埃而成就其伟大的。甚至对未
来的历史家，即使对这些灰埃不屑一顾，或带着怜悯的目光督视它们
一眼，或许也能激起点历史的感兴，在选择中汲取些可供描塑伟人的
对比资料，并遥想当年曾有那么许多高矮不等的侏儒而不解，而想起
韩愈“蚍蜉撼大树”的诗句，勾起点思古之幽情吧。
房向东先生前年出版了《鲁迅与他骂过的人》，意在聚集鲁迅生
前环绕着他的嘀嘀咕咕，对显豁鲁迅的伟大有益；现在他又奋力写成
《鲁迅，最受诬蔑的人》，是聚集鲁迅死后环绕着他的嘁嘁喳喳，对
显豁鲁迅的伟大同样有益。鲁迅生前曾多次说，他的所以要活着，努
力眷护生命，与其是为了爱他的人，无宁是为了敌人，要让那些不是
东西之徒因他活着而不舒服。鲁迅死了那么久，仍然有那么多人咒骂，
证明他威灵犹在，仍同活着时那样使某些人不舒服，也证明鲁迅不朽。
忘了是布瓦洛还是拉辛说过：“世上没有被捧成的伟人，更没有伟人
会因咒骂而变得渺小。”鲁迅正验证着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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