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中央王朝与边疆各族和邻近各国之间，有战有和，实际控制的版图也随之伸缩。对外交往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都呈扩大态势，成为后世称道的“盛唐气象”的重要内容和标志。
隋唐王朝主要出于维护和扩大封建帝国的主权与领土的考虑，在不同时期和情况下，对邻边民族和国家，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措施，既有成功的经验，也不乏失败的教训。其中最值得提及的是灭突厥、和吐蕃、伐高丽。
隋朝初年，突厥贵族经常带领骑兵，在东起幽州、西达河西的界线上，对隋进行骚扰。隋开皇三年（583年），隋王朝派重兵打败了突厥，促使突厥内部发生分裂，形成以达头阿波为首的西突厥集团和以沙钵略突利为首的东突厥集团。唐王朝建立之初，东突厥经常侵犯唐的边疆，并把大批边疆居民掳去当奴隶。唐太宗即位以后，派大将李勣、李靖带领十几万大军，分道出击，于贞观四年（630年）击败东突厥，俘颉利可汗，并在东突厥故地设置都督府州，置于唐王朝的控制之下。唐与西域诸国的通道，也随着贞观九年（635年）击溃吐谷浑而彻底打开。接着，唐王朝又派侯君集率军灭高昌国，设置西州，有效地控制了西域通道。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发两路大军进击，消灭西突厥，在其旧境设置了许多府州，受唐王朝直接统治。隋唐时期中央王朝消灭突厥，击败吐谷浑与高昌等，总的来说带有防止骚扰、保障内部安定、发展东西贸易及开疆拓土的性质，具有进步意义。
吐蕃在今西藏高原一带。6世纪时，西藏高原上有三股强大的势力。西部是羊同，以畜牧为业；中部和北部是苏毗，以射猎和畜牧为主，部分地方也经营农业；西南部为吐蕃，已有较发达的农业。7世纪初，吐蕃的朗日论赞吞并了苏毗，他的儿子松赞干布又击灭了羊同，统一西藏高原。在松赞干布统治时期，吐蕃社会进步较快，他曾几次向唐请婚。贞观十五年（643年）唐太宗派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吐蕃，松赞干布亲自到柏海（今青海鄂陵湖和扎陵湖）迎接。唐、吐蕃通婚以后，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对各自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松赞干布死后，吐蕃贵族征服了不少邻近民族，并曾一度攻占唐朝的安西四镇。但长期的战争使吐蕃人民疲于徭役，开始起义，被征服的各族也纷纷起来反抗。长安二年（702年），吐蕃赞普遣使与唐和好。景云元年（710年），唐朝又把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尺带珠丹，唐、吐蕃又开始和好与交流。在整个隋唐时期，吐蕃虽与中央王朝有和有争，但唐王朝坚持以和为主的政策主旨，创造了妥善处理民族关系的范例。这一时期在处理与回纥等民族的关系上，也曾实行和亲政策，取得一定的成效。
高丽位于今朝鲜半岛。当时朝鲜半岛尚未统一，其北部为高丽，中部为新罗，西南部为百济。主要出于大一统的领土扩张企图，隋和唐前期，曾多次发动对高丽及朝鲜半岛的侵略战争，但败多胜少，对两国人民都造成灾难。
虽然隋唐王朝在处理与边疆各族和邻近各国的关系方面，有得有失，但在多数情况下，这一时期的边际关系是相对安宁的，国内形势是稳定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在当时世界上是领先的，这使隋唐王朝较前代统治者有更多的自信，敢于在更多的领域内实行开放政策，对外交往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扩大态势。
在经济领域，这一时期的中外商贸交易更为频繁。凭借便利的交通和繁盛的都市，中外商品贸易的范围和种类较前代更为扩大，出口商品除丝织品外，陶瓷、茶叶、纸张文具等的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多；进口商品中，除珍珠、宝石、香料、药品、犀角、象牙等奇珍异宝以外，服、食等日用品也多了起来。由于对外贸易的发达，隋朝在京城建国门外设有四方馆，管理外国商人和国外贸易的具体事务；唐朝除了管理陆上贸易的机构外，又在广州设置市舶使，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海关机构。此外，隋唐政府为了扩大对外贸易，提高自身的威望，还实行一些优惠政策，对外国商人在交通食宿等方面给予优待，在“朝贡”与“回赐”的贸易形式中，也有明显的体现。当然，隋炀帝时对外国商人的“夸富”，则另当别论。
在文化领域，中外交流的范围更广，相互影响更大。仰慕于当时中国文化的灿烂，新罗、日本、越南等国曾多次派遣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来中国，潜心学习中国的文化艺术及科学技术。相应地，中国的一些学者也走出国门，学习外国的文化艺术，其中唐朝前期的玄奘到印度、义净到印度尼西亚学取佛经，影响和成效很大；鉴真几次东渡，并长期居住日本，在宣教受戒的同时，在建筑艺术、医药等方面，也为日本人民做出很大贡献。通过中外学者、人士广泛的往来，这一时期中国的许多科技文化传播到国外，国外的一些先进技术也传到中国。特别是这一时期佛教在中国广为传播后，对中国当时的文字、文章、文学创作、绘画、雕刻乃至印刷和建筑等许多方面，都增添了新的成分。
最值得重视的，是这一时期的对外开放，已深入到政治生活领域，其主要标志，是外国籍和前来中国学习的外国人士，可以进入中国的政界仕途。如大食人李彦升对中国文化造诣很深，在中国参加科举考试进士及第，后来留在中国服务。波斯首领穆诺沙于开元时期两次来唐，被授予军职，留宿卫。天竺人迦叶济，唐德宗时任泾州大将试太常卿。新罗人朴球当皇帝侍从。高丽、百济也有不少人担任唐朝的武将，其中最著名的有黑齿常之、泉男生、高仙芝、王思礼等。日本文学家阿倍仲麻吕，在长安50余年，从校书郎一直到秘书监，得到很高的待遇。唐王朝允许这些外国人进入仕途，一方面是满足他们学习中国行政管理经验的愿望，另一方面，也从他们身上汲取各种可以资治的东西，并不惧怕对自身政治造成不良影响。这一现象说明，唐朝的对外开放的确是全方位的，充满了自信心的，达到了它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