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基本来源于本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世界形势中形成的几个主要观点。
一是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抵制及认识。从50年代后期以后，苏联领导集团即开始凭借本国在战后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的国力推行同美国合作主宰世界的方针，并逐渐向霸权主义的方向演变。为此，他们不断干涉别国别党的内政，要求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都要受苏联“指挥棒”的驱使，服从苏联的全球战略。对于坚持独立自主，反对苏联控制的国家和政党，则不断施加压力，甚至进行军事威胁，终于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毛泽东一直警惕和关注着苏联领导集团的演变，坚定地维护着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对于苏共领导人提出的有损中国主权的要求，如建立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等，毛泽东都毫不含糊地予以拒绝；对苏联为迫使中国屈服而施加的种种压力，如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援华专家，逼迫中国还债，增兵中苏边境等等，毛泽东都领导中国人民以大无畏的气概坚决顶住；当苏共领导集团把中苏两党的分歧公开化，对中国共产党发动全面攻击时，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同苏共领导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公开大论战，开展了对于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全面批判。诚然，由于受当时“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这些批判中固然有不妥之处，对于修正主义的概念也缺乏科学的解释。但毛泽东坚持使中国保持独立自主地位，宁可蒙受损失也不向任何压力屈服，则不仅完全正确，而且意义深远。随着这种斗争的深入和苏联演变的发展，毛泽东逐渐得出了苏联已蜕变为霸权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结论，认为这个曾是“老大哥”的国家，已堕落成富有侵略性的危险敌人。
二是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认识。作为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由于50年代侵朝战争的失败，和60年代长期陷于侵越战争的消耗，自身实力和对其盟国的控制力都大为削弱，但仍能凭借其实力上的优势维持着对盟国的控制。而这些盟国则随着自身力量的恢复和发展，越来越不甘心受美国的摆布。离心倾向逐渐增长，甚至公开分庭抗礼，从而使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对这一情况，毛泽东早有预料。早在1956年中东发生苏伊士运河事件时，他就根据美英两国暴露的矛盾指出：现在冲突着的，有“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①他还认为，在这些矛盾着的力量中，“帝国主义之间闹，互相争夺殖民地，这个矛盾大些。”②1964年，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美帝国主义甚至对它在西欧、北美和大洋洲的盟国，也实行弱肉强食的政策，力图把它们踩在自己的脚下。”③为此，他号召“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要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④以后，毛泽东又对他曾经提过的“中间地带”的看法作了重新解释，把西欧、日本称为第二中间地带，亚非拉称作第一中间地带。显然，毛泽东在当时已经把西欧、日本同美国作了明确区分，把他们看作是可以争取、联合的力量。
到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美国由于自身力量的衰落和中国的发展壮大，已难以继续维持其不同中国交往的僵硬政策。因此，尼克松出任美国总统后，明智地作出了改善中美关系的表示。毛泽东及时地抓住这一契机，推动中美关系开始了正常化的进程。同美国关系的解冻，也为中国同受美国控制的西方国家之间改善关系创造了条件。
三是对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60年代是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宣告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对此，毛泽东非常振奋，并多次代表中国政府对各国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给予坚决支持和高度评价。他在60年代曾先后指出：“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得到并将继续得到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坚决支持。”⑤“中国人民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看作是自己的胜利，并对他们的一切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斗争给以热烈的同情和支持。”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定将给整个的旧世界以决定性的摧毁性的打击。”⑦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革命斗争的前途，毛泽东充满了信心。他在1970年5月20日发表的声明中指出：“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在60年代毛泽东关于国际问题的论述中，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和评价占了相当大的份量；世界各地几乎所有的反帝爱国斗争，毛泽东都发表谈话或文电表示支持。这不仅体现了毛泽东对人民反帝斗争的重视，而且还说明他早已把共同进行这一斗争的广大亚非拉国家看作是一个整体。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已经把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看成为三个部分，即：企图主宰世界的美国和苏联；在反帝反殖斗争中日益崛起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以及处在两者之间的一批发达国家。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便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形成的。
二
70年代初，世界政治力量的格局在动荡中开始趋于明朗化，毛泽东上述关于“三个部分”的认识得到了完全证实，在此基础上，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第一次阐述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指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⑧1974年4月10日，经毛泽东批准，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中，对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作了更为确切的阐述，指出：“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⑨此后，毛泽东又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三个世界的各自特征及其相互矛盾，使之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思想。其主要内容包括：
1.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争霸与反霸，主要危险是霸权与战争。争夺世界霸权的只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苏联既要充当超级大国，就不能不走同美国争霸的道路；美国要保住其昔日世界霸主的地位，也不能不同苏联激烈争夺。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美国在世界上有利益要保护，苏联要扩张，这个没法子改变。”⑩为了在争霸中压倒对方，双方必然要拼命扩充军备，必然要在全球争夺势力范围。这样就使战争的危险不可避免地降临到世界人民头上。因此，毛泽东认为，美苏争霸，必有一战。由于一旦战争爆发，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毫无疑问都将是受害者。因此，为免受战争灾难，大多数国家和包括美苏两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必然要坚决反对苏美两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政策，这一矛盾也就成为具有突出地位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当时还认为，在苏美争霸中，由于苏联采取战略攻势，所以具有更大的侵略性和危险性，是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
2.以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对霸权和战争的态度为标准，将所有国家划分为三个世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自不必说，毛泽东把他们划为第一世界。中国和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尽管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各异，相互间也存在着各种矛盾，但历史遭遇和维护民族独立、摆脱贫穷与落后、反对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等现实任务却是共同的。因此，毛泽东把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列为第三世界。处于两者之间的一批欧洲国家及日本、加拿大等国，经济上虽都比较发达，但军事上实力不如甚至依赖于美苏两国，政治上也受着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因此都具有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的要求。他们既无力发动战争以谋求霸权，又害怕因发生战争而蒙受损失。因此，毛泽东把西欧各国和美国相区别，把东欧国家同苏联相区别，将他们划为第二世界。这里，毛泽东改变了以往用社会制度和阶级属性为标准划分世界政治力量的传统做法。因为这种做法已不能够准确地反映变化了的客观实际，而三个世界的划分则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新的世界格局，也有利于制定正确的外交方针和政策。
3.世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第三世界是反霸斗争的主力军。这不仅是因为第三世界国家人口众多，分布广阔，而且还由于他们在历史上曾长期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在现实中又饱受超级大国的欺负和侵略威胁，甚至成为超级大国在争霸中任意宰割的对象，因此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和开展联合斗争的要求。事实上，这种斗争也从未间断，到70年代，则出现了明显的联合反霸的趋势，如拉美国家发起的反对超级大国海洋霸权的斗争；阿拉伯国家和其他石油输出国维护石油权益的斗争；七十七国集团为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进行的斗争等等，都给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以沉重打击，成为国际反霸斗争的主要力量。
4.第二世界是反霸斗争中可以联合的力量。这些国家并不甘心于受超级大国的控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他们有时不得不参加超级大国之间的角逐，但总是力求摆脱超级大国对他们的控制。其中一些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虽然同第三世界有着深刻矛盾，不愿放弃旧的殖民统治。但是美苏两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政策对他们的威胁则更直接、更现实。从而使联合第二世界共同反霸，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因此，毛泽东指出：“要争取他们，如英国、法国、西德等。”(11)
5.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12)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有着类似的经历，又共同面临着反对霸权，发展经济，摆脱贫穷的长期任务，而且还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求。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原则是不相容的。中国既然要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永远不会谋求世界霸权，做超级大国。不仅现在经济落后时不称霸，就是将来经济发达了，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仍然不称霸，仍然属于第三世界。正如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庄严宣告的那样：“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13)
以上内容体现了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就是以第三世界为主体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这一战略思想中也存在着某些不尽符合实际的认识，比如对欧洲国家的划分就过于笼统，没有把东欧和西欧作区别。但是其总的方面和联合反霸的指导思想，则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它不仅为人们正确认识国际形势提供了思想武器，而且也为我国在“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的条件下，排除“左”倾错误的干扰，适时地调整对外政策，搞好外交工作，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
三
在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在对外政策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必要的调整。
首先是缩小了打击面，用建立联合反霸统一战线的方针取代了反帝反修的方针。在60年代，面对美国的敌视政策和苏联逐步升级的反华行径，我国曾采取了既反美又反苏的对外方针。这在当时确实有迫不得已的因素。因为我们必须为维护国家主权，捍卫领土安全而斗争。问题是这种斗争同时又受到了党在处理国内问题时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影响，致使打击面不断扩大。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在对外宣传中竟提出“打倒帝、修、反”的口号。作为马列主义政党，“帝修反”当然要反对，但当时在极左思潮的干扰下，我们实际是根据这一口号，在外交工作中推行了一系列强加于人，四面出击，不顾政策的做法，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毛泽东发现这一情况后，从1968年起屡次对上述做法提出严厉批评，并指出这是“因为中国内部有人搞大国沙文主义，搞极左”。在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中，他又十分明确地把追随或依附于美苏两国的国家，同美苏两国本身作了区别，只把超级大国作为对立面；在超级大国中，又把处于攻势地位的苏联和处于守势地位的美国加以区别，把苏联当作最危险的敌人。从而极大地缩小了打击面，扩大了联合面，纠正了一度向“帝修反”全面进攻的“左”倾做法，并根据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一当代世界人民的主要任务，确定了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对外工作方针。
二是加强了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党在极左思潮干扰下，曾片面地把支持世界革命同保持国与国之间的和谐关系对立起来。结果使我们疏远了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也给我国的外交工作造成了不少困难。三个世界划分战略的提出，纠正了脱离实际地追求世界革命的“左”的倾向，把联合第三世界共同反霸作为外交工作的重点。为此，我国作为第三世界中的一员，努力加强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的正义斗争。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为打破大国欺负小国，富国压榨穷国的国际旧秩序，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从而使我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威信日益提高，影响不断扩大，朋友愈来愈多。从1970年到1982年，同我国建交的第三世界国家达56个，比1968年以前增加了将近1倍。其中在60年代同我国外交关系一度中断或发生波折的7个非洲国家，都在此期间先后同我国恢复或改善了外交关系。可以说，70年代是我国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大发展的年代。
三是积极改善了同第二世界国家的关系。这些国家不是一些老牌的帝国主义，就是曾被我们认定的“修正主义”。其对华政策又分别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左右，而我国原来又把反帝反修作为国际斗争的首要任务，从而使我们很难同这些国家进行正常交往。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后，使中国同日本及西欧国家改善关系的障碍开始得到克服。而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由于论证了争取和联合第二世界共同反霸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从而进一步排除了我国同第二世界国家正常交往的障碍，为我国的外交工作提供了新的发展余地。70年代中国外交最引人注目的成就，可以说就是同第二世界国家关系的改善。1969年以前，西欧、北欧和南欧只有6个国家同中国正式建交。英国和荷兰只同中国互设有半建交性质的代办处。而到了70年代末，除了安道尔等4个国家外，中国已同这个地区所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另外，和欧洲共同体，及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先后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广泛建交的同时，我国同西方国家在经济贸易方面的合作也有了实质性进展。从1973年到1977年，经毛泽东批准，在周恩来的推动下，我国陆续同日本、西德等国签约、成交了一批价值达39.6亿美元的引进技术项目(14)，为后来的对外开放政策作了一次重要尝试。在此期间，我国同东欧几个国家的关系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贸易、科技交流、人员互访，都有所恢复。因此，当后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对外开放的决策时，中国面向第二世界的大门，事实上已经打开了。这不能不归功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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