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依据
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和政治演进的逻辑结果。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反对封建主义,使中国成为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是近代中国人民革命的总任务。中国革命是为摆脱民族压迫、阶级剥削,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众自身解放的革命。在20世纪的上半叶,特别是"二战"结束之际,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处在最佳的历史机遇，在中国向何处去的"两种命运"的决战中,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绝大多数政治力量也逐渐认同、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中共的同盟者、合作者、拥护者。这说明中共代表着中国近代历史前进的方向,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艰苦卓绝的伟大实践中确立了在全国人民中的核心地位,各民主党派是在长期政治实践中经过反复比较郑重选择了中共的领导,从而形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在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格局。
在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结束后，中国曾出现了暂时的多党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允许结社组党，一时间兴起"组党热潮"。但这只是昙花一现，因为这与这些政党的自身缺陷有直接关系，他们缺乏有远见的政纲、民众的苦难和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远没有纳入他们的议事日程。大多数政党组党的目的可以说是搞政治投机，为了自己小团体的利益。因此一般民众对于一党一会之胜败"毫不关心"。对于辛亥革命后中国不能建立西方式的多党制，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分析指出：一是没有共同目标，二是缺乏政治体制并缺乏人民参与，最为重要的是中华民国向西方借鉴，通过立宪议会和内阁组织政府的想法，是同中国政治传统脱节的。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新政协筹备、召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以领导者自居，不以大党自居，与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平等协商、合作共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从各政党所代表的群体利益来看，中国共产党执政、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多党合作制度切合中国各阶层民众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八个民主党派各自代表不同职业和群体的利益。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邓小平在1979年6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指出，各民主党派"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各民主党派是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正如原民建党中央主席成思危所说，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好比一个合唱团内部的关系，各民主党派是歌手，中国共产党是指挥。
另外，人类是由群体聚集而成的。聚集的模式只有两种：一种是人群就地安营扎寨的模式，即"营盘模式"；另一种是整个群体在行进中的模式，即"行军模式"。营盘模式必然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行军模式则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将共产党定位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种思想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运动，有了共产党这样一种政党，并且开创了人类社会的一种新的社会模式。先锋体制是与中国社会模式相配套的政治体制，先锋体制是一种促优机制。在先锋体制的社会模式中，先锋队不会因为时代的变化而消失，它只会因为时代的变化而改变其任务。社会的发展只是目标的改变，而先锋队领导人民奔向目标的模式不会改变。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模式中成长发展的。
现实依据
现代中国的国家建设最终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对于处于后发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而言，强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由于能够同时满足现代化国家建设中"经济与社会对国家权威的需求"和"经济与社会发展之后对国家民主的需求"，从而最终承担起了建设现代国家的历史使命。而共产党精英集团由于其在政党国家中的特殊地位和功能，也必然就成为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核心力量。正所谓能"集中力量办大事"。
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能够保护并指导市场经济。自1978年改革之初起，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开放政策就伴随着一系列特殊的高度集权措施，这些措施使得以后的市场经济获得了成功。为保护国民经济免受国际偶然因素的影响，鼓励出口并吸引外资，促进国际集团进驻中国，政府仍然把持着闸门。这种相对的隔离能够有效地调节对外贸易，进而调节整个国民经济。因此，中国在国界的保护下，能够实行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将财政平衡、扩大内需和货币监管三者结合起来，避免出现日本曾经遭受的长期的通货紧缩或者1997年金融危机时一些亚洲国家遭受的过度通货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