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经过了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
在西方，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几乎都是在大城市展开的。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无产阶级革命的重点也总是放在城市。俄国1917年的十月革命正是实践“以城市为中心”成功的典型。从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通过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似乎成为共产党人夺取革命胜利的惟一道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首先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领导工人阶级，开展工人运动，这样有利于扩大党的阶级基础。1924年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建立后，走的是“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这一时期，党在城市站稳了脚跟，开展了工农运动，促进了中国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但是，对于发动农民参加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随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一系列武装起义接连失败的残酷事实，使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思考中国革命的道路到底应该怎样走？如何才能使中国革命达到胜利的彼岸？这是中国革命中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能否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能不能认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能不能真正认识中国革命战争发展的特殊规律。
1927年秋，毛泽东在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过程中，在久攻长沙不下的情况下，依然决然地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将武装起义的主攻方向由中心城市转向了湘赣边界的农村，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此，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上走上了一条与十月革命不同的新型的革命发展道路。毛泽东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通过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是对的。但在这个基本原则下，武装夺取政权的具体形式、具体道路，则基于各国条件的不同，而不应强求一致，应由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而定。在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从理论上阐述和论证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
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中，分析了处于白色政权包围的环境中，农村革命根据地政权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30年1月，毛泽东针对党内对时局估量的悲观思想，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批判了照搬外国经验的“左”倾教条主义和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右倾思想，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种深刻矛盾，认为现时的红色政权虽然还很小，但是中国革命肯定会很快发展起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初步提出了以乡村为中心、先在农村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标志着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初步形成。
实践也正如毛泽东所预见的一样，井冈山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促进了全国各地工农武装割据局面的形成。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共建立大小15块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10万人，还有众多的农民赤卫队，空前壮大了革命力量，证明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可行性。农村革命根据地迅猛发展的局面，展现了中国革命发展的独特途径，标志着中国革命的重心开始由城市转向农村，并在实践上为中国革命通往胜利开辟了一条崭新道路。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深入分析了近代中国的国情，论述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等特点，为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整体战略奠定了基础。从1936年12月到1939年12月，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等文章，进一步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形成了完整的理论形态，并成为全党的共识。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从而把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先占乡村，后取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作为革命道路确立下来。
在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指引下，党在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上迅猛发展。抗战后期，华北、华中地区的广大乡村控制在抗日根据地军民手中，日军只能占据少量的城市和交通线，充分显示了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巨大威力。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逐步实现了分块分片完成农村包围城市并夺取城市的任务。到1949年底，人民解放军夺取的城市已占全国城市的大多数。同年，党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宣布，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至此，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得到完满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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